“为什么陆勇可以无罪，主要就是从‘销售’概念入手，考察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有偿转让的行为。”劳东燕举了个例子，A准备去日本旅游，B听说了这件事，就向A提出了帮忙买药的请求。A接受了之后，把药带给了B，“这就是委托购买，它发生的情况是特定的。而如果是，A囤积了一批药，B去买，这就不行了。”

劳东燕还认为，像陆勇案那样，未经批准而从境外进口特定药品，只要该药品不推向市场，就不能认定为假药。

“即便陆勇案发生在国产格列卫仿制药正式上市的今天，其向印度购买或代购仿制药的行为，也未必就能认定具有期待可能性。”劳东燕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在现行医疗体制下，我国的制药公司往往将关注重心放在销售环节，再加上繁琐的审批制度，由此影响了医药企业大多制造疗效相当的仿制药的能力，即使开发出相应的仿制药品，不仅药价至少贵出十几倍，其疗效与安全性也未必能让人放心。

“应当承认，刑法规范本身就凝结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当司法者运用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三段论，来完成整个涵摄的过程，本身便是在实践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劳东燕称对于陆勇的无罪，显示的是法理和客观情况，法律从业人员灵活运用法条，不是单纯的做主观的价值判断，“法律也是可以有温情的，冷冰冰的永远只是法律的机械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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