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海洋研究，几次南海科考是不是也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
汪品先：确实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在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海南岛西边的莺歌海打南海第一口探井时，我在岸边为石油井做鉴定。1994年，我参与南海第一个古海洋学专题航次。1999年，担任首次南海大洋钻探的首席科学家。2005年，担任同济大学与法国合作举行的“马可·波罗”航海科考首席科学家。
那几次依靠的都是外国装备。而这一次，是我们自己造的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我的这些经历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从弱到强，从封闭到开放，走向国际前沿的一个过程。而这次中国自己有手段能够去做国际水平的工作，所以就特别高兴。
新京报：您说过“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600年以来的最好时机”，为什么这么说?
汪品先：我说这话其实是与中国的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有关。
我觉得东西方差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东方文明是大陆文明，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直到15世纪分不出谁好谁坏，大家各自发展。16世纪之后，特别是中国到了18世纪以后，我们一下子醒过来。
大陆文明有很多好的方面，但是对于创造性的发展和个性解放是不利的。
我认为海洋文明有利于创新，现在我们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海洋意识都更强了。
谈未来安排
要做的事按重要性排序，也许哪天就“跑掉了”
新京报：您身体状态这么好，平时锻炼身体吗?
汪品先：年轻时会长跑、游游泳，自行车骑得很多。有时候想到一个科学问题，我来劲了，在街上骑两个钟头。
新京报：现在还会骑车?
汪品先：我之前骑车上班，现在老伴不让我多骑车，叫我多走路，走路也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