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案当事人出狱：因为几只鹦鹉坐牢 非常不值

对于这45只鹦鹉，一审辩护人认为，其并非用于出售，但在法院的判决中，并未采纳这一意见，将其认定为“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

一审判决书显示，宝安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法院认为，“虽然本案所涉的鹦鹉为人工驯养，亦属于法律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王鹏提起上诉。2018年3月3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决定，撤销一审原判，改判王鹏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3000元。

徐昕的二审辩护词写道，以刑法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确有必要，但关键在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如何认定。人工驯养繁殖的鹦鹉是《刑法》第341条所指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吗?王鹏涉嫌出售的品种，即人工驯养的绿颊锥尾鹦鹉人工变异种，民间大量饲养和买卖，繁殖力极强，能认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吗?《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与《刑法》相抵触，这是一审判决违反常识的关键。野生就是野生，家养就是家养，两者区别，直接明确。动物保护相关法律规则存在明显漏洞，机械司法并不可取。保护野生动物不等于必须一并保护与野生动物同种的家养动物，司法如何做到不违反常识和人性?立法如何完善?如何更贴近人性和常识?个案推动法治，此案或是转机。也因此，深圳鹦鹉案的意义不仅在于王鹏的罪与非罪，更在于促进动物保护相关立法的完善。

徐昕说，倘若认为某些“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确有保护之必要，也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明确规定。某些“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极为特殊，诸如大熊猫、华南虎、朱鹮等，这些野生动物物种的存续高度依赖人工驯养繁殖，数量极少，人工驯养繁殖的这类野生动物对环境、生态的重要性毫不亚于野外的野生动物，确有通过刑法保护之必要。

人民网深圳频道报道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王鹏承认知道涉案鹦鹉为法律禁止买卖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仍非法收购、出售，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王鹏为了牟利而非法收购、出售47只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的鹦鹉，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表示，经综合考量，王鹏能自愿认罪，出售的是自己驯养繁殖而非野外捕捉的鹦鹉，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且有45只鹦鹉尚未售出等情节，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第一、二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第二审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任盼盼告诉重案组37号，她不服判决，大专毕业后一直做文员的她，买了一本《刑法学》自学法律。

会见时，王鹏告诉任盼盼，出狱那天他“自己打车回家就行”，任盼盼没同意。王鹏表达了对缺席家庭生活的愧疚。

任盼盼打算，王鹏出狱后，让父子两人好好亲热几天，尽快培养感情。

16日上午，一家人前往宝安区看守所，接王鹏出狱。

任盼盼已经想好，王鹏出狱后，先带他回老家把身份证重新办好，再根据王鹏的意愿，决定是不是继续申诉。

如今，任盼盼已经把惠州的房子挂到网上准备卖掉，她打算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时候，把胆结石手术做了，然后一家人一起离开深圳，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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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鹦鹉案”时间轴

2016年5月17日，深圳宝安警方将王鹏带走调查。

2016年5月18日14时，宝安警方以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将王鹏刑事拘留。

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王鹏有期徒刑5年。

2017年11月6日，案件二审在深圳中院开庭，王鹏的辩护律师徐昕作无罪辩护。

2018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提交议案，建议修改最高法2000年11月17日发布的《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取消“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原认定范围中的“驯养繁殖上述物种”内容。

2018年3月3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决定，撤销一审原判，改判王鹏有期徒刑两年。

2018年5月16日，王鹏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