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是赚来的，没有太多资格悲伤

再醒来时，虞锦华躺在成都的医院里。

隔着玻璃，她远远地见到了杨医生和杜医生，人很多，她有些认不清他们的样子。她向他们挥了挥手，杜冬感觉到了一种自豪感。

“当医生什么时候最开心？手术成功，病人活下来了。这一次我们虽然是做破坏性的手术，截肢，但是让她获得自由，让她获得生命，这就挺自豪的。”?杜冬说。

由于伤口感染，虞锦华先后经历了几次截肢手术，两条腿都在大腿处离断了。所有人都告诉她，以后安上假肢，还能走路，她心里清楚，这是安慰。

最初那个几月，虞锦华总是睡不着，“好像就是怕错过什么”。她称呼掩埋自己的地方为“里面”，在“里面”的时候，她很怕听不见救援者的呼唤，眯一会儿就要醒过来，如今获救了，睡个十来分钟就要惊醒。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是担心，如果不能走路，以后要怎么办呢？人活着不就是要对社会创造价值吗，如果我不能创造价值，为什么要活着？

每当很绝望的时候，她都会提醒自己，你的命是那么多人辛苦救回来的，怎么可以不好好活？

后来，她渐渐接受了，如果没办法创造物质的价值，那就创造精神的价值，“我开心地活着，就是对社会对家庭的贡献，那些救我的人，我的家人朋友，他们都希望我开心”。

▲地震之后，虞锦华的家人带她到菲律宾长滩岛游玩。受访者供图

她的朋友也安慰她，你前半生过正常人的生活，现在过残疾人的生活，别人过一辈子，你过两辈子。

在医院的康复科，这群震后余生的人，互相鼓励着开始了新生活。天气好的时候，结束检查和治疗，他们会坐着轮椅，去医院附近的小麻将馆打麻将。由于麻将馆上厕所不方便，他们男的带着矿泉水瓶子，女的带着塑料袋，想小便了便拉个屏风，就地解手，嘻嘻哈哈一阵，继续摆龙门阵。

虞锦华说，康复科里截肢的人很多，有人因为工伤，有人因为车祸，但不知道为什么，经历地震截肢的人，和其他人面貌完全不同，有一种莫名的乐观。他们总觉得，比起逝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赚来的，没有太多资格悲伤。

与地震和平共处

杨欣建回到深圳以后，称了一下体重，去四川前，150斤，十五天过去，不到130斤。

他接受了几天心理疏导，便又开始了日常工作，查房、手术，在病房和手术室两点一线。

回来头一个月，他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庆功”电话，朋友夸他，“老杨你帅极了，你救人的照片要在人民大会堂挂半个月”，他根本开心不起来，常常大哭。

杨医生是军医出身，在此之前，印象中自己只大哭过两回，一次是从小带大自己的外婆离世，另一次是和妻子离婚，不知道为什么，从四川回来之后，只要想起那些逝去的人，他的情绪便会失控。

“我总感觉，地震对救援者心灵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我是医生，去世的人见多了，但是头一次感觉到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如此悲凉，你会觉得生命很渺小，很无奈”。

他对狭小的空间开始恐惧，不能坐在角落，不能在过于低矮的地方停留。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一登机就心慌，慌什么呢，他也不知道。由于工作需要，杨欣建常常需要飞往欧洲参加学术会议，每次买票都标注，必须要“sideway”（过道）的座位，那样他才能坚持完全程。

这十年，杨医生和杜医生从来不看关于地震的报道，他们常常见面，却从不谈起“那件事”。只要回想起废墟里手术的场景，杨欣建都会体会到死亡的感觉，那是一块伤疤，每回想一次，都是一种刺激。

经历过这场手术，唯一值得告慰的事情是，离开映秀以后，关于生命、关于活着、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像一下子清晰起来。

杜冬记得，映秀小学有两个在操场罚站的学生，他们没有跟父母一起走出去，离开灾区，而是留下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水源污染，医疗队得到抽派人手到山顶上打水，这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每天默默地拎着壶去山顶打水，回来烧好给医生送来。

他还记得映秀小学逝世的孩子们，一排排躺在那里，地上很脏，有父母给孩子裹上白布，写着，“父母爱你，希望你在天堂一切都好”，有父母用木板写上孩子的名字放在一旁，像个小小的墓碑。

回深圳后，他告诉自己的孩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

他也不再苛求儿子一定要考一百分，一定要排在前几名，希望他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足够了。

十年过去，这个五月，杨欣建医生决定和深圳医疗队一起回来，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这是他震后第一次回到四川，他见到“虞大姐”，看她生活得很好，心里很宽慰。“她是很辛苦，但活着和死去是不一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和没一个人是不一样。孩子有妈妈，丈夫能有妻子。”

“哪怕自欺欺人，都希望他们生活得很好”

虞锦华的后脑勺上有一块地方，再也不长头发了。

那是劫后余生的印记，当时，两根横梁砸下来，一根砸在她的小腿上，一根擦着她的头皮飞过，那块头发被磨没了，头皮也受了损伤。

地震带走了虞锦华一百多位同事，她所在的小组因为开完会正往外走，6个人全部幸存了。

他们常常聚会，每到过年，家里会轮流请客，不同的是，这群人再也不打五元十元为筹码的麻将，因为“5块10块20块”，连起来就是“512”。

这十年，虞锦华再没回过映秀。

她七岁那年就搬到这里，在这个小城长大。

小城很小，街道很短，不到20分钟就可以走完，铺子参差不齐，大家都相互熟识，一到放学，成群的孩子们在街上疯跑。

她喜欢去河边玩，先过一座摇摇晃晃的吊桥，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使劲儿摇，她一点都不害怕。过了桥，河边有很多大石头，躺在上面发呆，河水特别清凉，里面流淌的，是雪山融化后的雪水。

映秀多雨，山上多是灌木，春天，山上的野樱花都开了，所有人都上山玩，妈妈拉着自己的手，她根本看不见叶子，眼里全是淡绿色的樱花，火红的杜鹃。

从小，她便知道，这里是地震带，房子摇了，要躲在书桌底下，只是没想到，这一次会这么严重。

她一下子失去了双腿、亲人，还有许多朋友和同事。

她说，走出这块（地震伤痛）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有的人激烈，有的人含蓄，有的会表露出来，有的记在心里面。“可能我是学工科的，比较注重实际，我喜欢把这些东西记在心里，不希望它被冲淡”。

十年过去，她只记住了和“他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记忆里，他们常去一家没有名字、被大家命名为“213”（通往映秀的公路为G213）的面馆，点一盘映秀最出名的映秀豆腐。

夏天，山里的农民会用大背篓装着白樱桃、核桃出来卖，她拉着同事的手，调皮的同事一边吃着核桃，一边“写诗”——啊，樱花谢了，樱桃熟了。

她还记得有个同事特别爱买新衣服，父母宠爱她，老公也很好，生命虽然短暂，但活得很真实很幸福；还有个同事，蒸的蛋特好吃，特会持家，常常给大家蒸蛋吃，其他人怎么学都学不会那个味道。

她从不去扫墓。不想看那些活生生的人，都变成了一块块刻着名字的石头，“哪怕是自欺欺人，我都希望他们生活得很好”。

虞锦华说，她可能再也不会回映秀了，听说现在的映秀很漂亮，但她只想永远记住映秀原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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