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商场的路上，老人把孩子夹在中间。
时钟的指针指向下午5点。55岁的金秀琴利落地换下胸前印着“GAP”的粉色家居服——那是女儿穿腻了原本想扔掉的衣服。她穿上自己的红短袖，抓起一个尼龙袋，把穿着肉色丝袜的脚蹬进黑色平底鞋，快速按下昏暗楼道里的电梯按钮。
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这双平底鞋匆匆穿过狭窄的胡同、低矮的居民区，穿过汽车、自行车、行人和宠物狗，停在一家幼儿园的3楼。对于金秀琴来说，这段路是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熟悉路线。5岁的外孙手里举着一块饼干，已经等了一阵子了。
她掐着表算，接到外孙后要送他去上半小时的辅导班，然后必须在7点之前做好晚饭。离家之前，她已经把豆角择好洗净，只等下锅。
5年前，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金秀琴离开生活了50年的东北铁岭。
在学术界，这些跟随子女从外省市的农村或城镇到现居住地短期或长期生活的、非本地户籍的异乡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族”。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
表面上，他们是这座城市极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 这些老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子女所在的都市，在每天的黄昏中奔波忙碌，也在一生的黄昏中漂浮不定。
“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相比热闹的黄昏，老人们的清晨要落寞许多。
早上5点，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他们几乎同时醒来。从陈显兰的房间向外看去，北京京通快速路上的路灯还在灰蒙蒙的空气中亮着。这是一套两居室，她轻轻走到女儿的房间，给外孙女喂牛奶、换尿布。外孙女现在一岁多，年纪跟陈显兰来到北京的时间一样。
客厅里没有窗子，黑漆漆的。她把自己关进厨房，在锅里加上水和小米，放在火上温吞地熬着。按照河南老家的习惯，早上她通常会炒几个菜，“吃不惯这边的咸菜”。
一年半以前，62岁的陈显兰在老家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同样在做饭。在滋滋啦啦的油锅旁，她听见还有两个月就临盆的女儿说自己要上班，没有时间洗衣做饭，想请她过去帮忙。
放下电话，这个朴素的农妇心里有些高兴。从女儿上大学开始，母女俩已经有10多年没长期在一起生活了。孩子要强，从来没让父母担心过，可这一次，身为母亲的她也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欣喜。
那个春天，陈显兰和老伴连夜给地里种的大豆浇水，第一天浇到夜里11点，第二天浇到凌晨2点。几天后，她把两身衣服塞进一个小箱子，一大早就站在村头，等着开往郑州的大巴。陈显兰晕车，在两个小时的车程里，她吐了好几次。
金秀琴清早的锅里同样翻滚着米粥。她习惯把洗干净的鸡蛋跟粥一起煮，鸡蛋是她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
在老家，她原本养了10多只鸡和五六头猪，临走前全部卖掉了。老伴虽然不跟她一起来，却也要四处打工，无暇喂养它们。5年来，她每次来北京，都要带上剁好的排骨和鸡肉，分成几部分装到小袋子里，跟干豆腐、鸡蛋、蘑菇、咸菜一起装进大纸箱，拎上火车，“都是孩子爱吃的”。
她相信一切东西都是老家的最好，自己能够带在身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62岁的田慧芬和63岁的程丽云分别从哈尔滨和大连来到北京，为儿女照顾下一代，至今已经有10年。她们来的时候连箱子都没带，就背了一个包。两位老人互不相识，却说着一样的话：“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学者潘永康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庭的生命周期特点是：年轻人婚后先与父母合住，等自己有子女后与父母分开，在子女成婚后又与父母合住，最后再分开，如此周期循环。其中，婚后与父母合住的主要考虑是住房，由于父代通常先拥有房子，合住是“子代投奔父代”的选择，体现出“父代权威”的代际关系模式，父代是家庭的投入和决策重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指出，当前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后合住的可能性变小，再次合住的重要考虑是父代帮忙抚养孙代，这个时候，合住是“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威”代际关系模式，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倾向于子代。
这些母亲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母亲”
7点左右，天完全亮了。早上是很多家庭分离的时刻。
粥已经上桌，旁边摆着地瓜、油条、馒头、咸菜或炒菜。要上班的匆忙吃了几口就出门了。金秀琴和田慧芬要送孩子去上幼儿园，程丽云送孙女上小学。陈显兰把一岁多的孩子抱在怀里，看一眼时钟，又快到了哄她睡觉的时间了。
在来北京之前，这些老人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长期生活。陈显兰原本打算等女儿出了月子就回去，金秀琴想的是就待一两年。可是因为“没办法”，她们全都一直待到了现在。
在最开始的那一天，老人们从不同方向、坐着不同的车次抵达北京。等在车站的儿女们把他们带上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或是地铁，散到这个城市的不同角落。
下了火车，陈显兰和老伴直接坐上地铁去了天安门，“转了一上午”。在那之前，这个近5千平方米的广场几乎是他们对北京的所有想象。而他们即将前往的家，尚在一直往东的15公里外。跟气派的天安门广场不同，老旧的小区里楼道昏暗，宣传栏里还贴着用毛笔写的标语。
金秀琴跟陈显兰去往的是同一个方向，只是离天安门要近5公里。女儿和女婿在北京做生意，就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是一个老小区的11楼。她第一次需要坐电梯出门。
田慧芬下火车后坐进了一辆奔驰，女儿和女婿都从事金融工作，家也在天安门15公里之外，只不过方向是正北，紧挨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到了晚上到处都是戴着耳机跑步的人。
来北京之前，陈显兰夫妻俩先去山东看望了一下大儿子。他们一共三个孩子，没有一个留在老家。因为工作原因，原本在洛阳长期居住的大儿子近两年在山东淄博。小儿子单位在西安，这几年被外派到非洲。这些年，老两口随着子女“漂”在不同的城市。
把陈显兰送到女儿家中后，陈显兰的老伴就自己回老家了。“家里有地，还有90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实在走不开。”田慧芬和金秀琴的老伴也都在老家，夫妻俩长期分居。“没什么事平时基本不联系，”金秀琴说，“电话费贵啊。”
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
白天的大部分时光，陈显兰都要跟一个婴儿一起度过。刚开始，她不习惯给孩子用尿不湿，“那么包着孩子能舒服吗？”在她的3个子女还是婴儿的时代，这个母亲都是用尿布，然后在下面垫一小块毯子，再下面铺一层油纸。
她也不习惯婴儿的饮食。绿的青菜、红的胡萝卜，甚至猪肉都被打成泥状，五颜六色地装在一个个透明的小玻璃罐里。在她印象中，自己的孩子都是用白白的馒头喂大的。
但是几个月后，陈显兰慢慢学会使用带遮阳蓬的婴儿车，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孩子喂食各种营养粉调成的“辅食”，也知道在递给孩子食物前要用湿巾擦手。金秀琴被告知孩子在家的时候不能看电视。田慧芬学会了喝水时嘴唇不接触杯沿，因为女儿告诉她不能跟孩子用同一个水杯喝水。
这些母亲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母亲”。
她们被迫与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接轨。在儿女们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上，字体被调到最大。程丽云害怕听到儿子在那头说“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陈显兰经常会把手机拿反，在慌乱中通常要把屏幕滑动三次以上才会接听成功。
她们被反复告知，那个巴掌大的手机和里面一个名叫“微信”的“绿色方框”是这个时代能够被找到的唯一方式。那是人际关系最后的安全感。
对于老人来说，这种安全感并不总能得到满足。陈显兰的女儿偶尔看一眼母亲的手机，发现她最频繁的聊天对象除了自己，就是老家的亲戚朋友们。而有好几次，母亲曾尝试发起微信视频聊天，但“对方无应答”。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讲师苗瑞凤调研发现，没来子女家生活之前，69%的老人对于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能够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处，约23%的老人愿意在城市子女家养老。但是在子女家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上述两项比例明显降低。但是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老年人仍然表示，就算不适应当前的生活，但是只要子女需要自己的帮助，自己还是能够在子女家生活的。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的体现，也可以谓之“家庭中的利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