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在当地支援团体的调解下，用工单位支付了邱玉花和余洪秀每人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但律师发现，在邱玉花和余洪秀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三四百日元时薪，是当地最低时薪标准的大约一半，这违反了日本劳动法的最低时薪要求。
尽管明显违法，但对于像研修生这样的日本社会制度的顽疾，日本的劳动监督机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石原缝制服装厂社长石原幸史：如果没人去告发，劳动监督署不会调查。虽然有时他们接到举报电话或听到传言，会派人过来看一下。我个人认为，他们就算知道情况，但只要没出问题，就不会去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