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的4个林区曾发生火灾，大火燃烧了28天，101万公顷的森林被吞噬，包括漠河西林吉在内的9个林场成为焦土。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特大森林火灾。
遭遇那次大火之后，那里的林场和人们如何抚平伤痛，重获新生？近日，记者重回大兴安岭“5·6”火灾事发地，探访大火给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试图寻找答案，以期警钟长鸣。
火是自然灾害，林区每年都发生火灾，比如经常发生雷击火。1987年之前，漠河县没有防火办，那个时候，林业局防火办只有两三个人管防火，指挥防火都要去木材生产指挥调度室。现在的防火办大楼比我们政府大楼都不逊色，防火装备、扑火工具也更健全，远远超过我们那个时候的皮袄、铁锹。这场大火唤起了人们对防火的重视。——漠河县县长姚占军
火情迅猛
城镇1小时被烧光
王明（化名）把抽了二十多年的烟戒了。
现在，他是漠河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富克山防火分指的副队长。30年前的大火因烟而起，他告诫自己，烟不能再抽了。“半边天被烧红，大火追着车跑”，王明至今心有余悸。
1987年5月，整个大兴安岭出奇干旱。5月6日，塔河县两名清林工人丢在森林里的烟头，仍在冒烟，引发第一处山火。
下午2时，古莲林场的伐木工汪玉峰手中的割灌机引燃洒在附近的汽油。慌乱中，汪玉峰拖着割灌机跑出10几米，试图把火弄灭。事与愿违，十几米瞬间成为火线，伴着大风越烧越旺。
大风，是漠河县县长姚占军当天最深的记忆。
身高1.7米左右，重60多公斤的姚占军在大坝上“站不住脚”。当晚7时，街上溜达的他听到广播中急促的声音，要求职工集合并统一灭火。姚占军像往常救火一样，拽起皮袄和铁锹。走到一半，广播里传来图强林业局领导的声音，“不去打火了，请大家紧急疏散”。
此时，火已无法控制。
姚占军匆忙赶回家。父亲站在窗边，看向西边，顿了几秒。晃过神儿，他叫起家人，一路向林场附近的河流跑去。西边是已被烧红的天，团团黑烟直冲入空。那里是漠河县城方向。
姚占军站在河边，1个多小时，整个图强镇被火吞没。第二天，照面的朋友互相问候，“家里人还好吗？”
半夜10时，时任漠河县政法委书记的刘万平从扑火前线赶回县城。到达离县城10几公里的前哨林场时，刘万平愣住了。“10几公里的公路上全是人，哭声、喊声，响成一片”，人群挤在马路上，车根本挪不动，只能一点点向前蹭。
那晚，原本仅20多分钟的车程，他们走了3个多小时。
火整整烧了28天。
101万公顷森林被吞没，大兴安岭失去五分之一林地。大量幼中林被烧死，荒山秃岭到处可见，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76%降为61.5%。
211人葬身火海，5万余灾民流离失所。
重视防火
防火能力经历“重生”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县森林消防大队副队长李东认为，除那天的8级大风，扑火队伍力量不足是导致大火强力蔓延的另一重要原因。
姚占军总结，那场火，唤醒了人们对防火的重视。
1987年，大火之后，漠河县将防火股升格为正科级单位，成立防火办，并下设专业森林消防队、护林队、富克山分指挥部和预防、指挥、通讯、财务等8个股室。而此前，全县只有2到3个人管防火。有火情的时候，因为没有专门的防火调度室，还得借用木材生产指挥调度室。
防火队伍也在不断扩充。检查站、管护站、巡护队成为森林防火的最前线。
进山前，检查站及管护站工作人员向每个人发放森林防火宣传单，进行防火检查，没收打火机等火种，并检查每辆车是否安装防火罩、配备灭火器材。古莲森林资源管护区第九管护站站长宫延华作为巡护员，则要每天巡逻，防止外来人员私自入山，乱扔烟头等。
除了巡护，漠河县也组建起专业的防火队伍。
县里开始招聘防火队员。19岁的王明自愿加入。这之前，防火多由林场职工兼着。4月到10月中旬，在林区高火险期，驻扎在漠河县的武警森林部队官兵和森林消防队员都要驱车两小时进山，在富克山执勤点驻防。
王明说，一旦发现火情，这里可以直入起火点扑火，省去从县城到山里的时间，缩短防火时间。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防火办副主任赵晓刚说，如今，这里有1640名武警森林官兵以及15支共6000多人的专业森林消防队伍。
火成为牵动他们共同神经的一条“引线”。2010年至2015年，内蒙古大兴安岭共发生森林火灾192起，其中雷击火158起，占森林火灾总数的八成以上。
2010年6月26日，一场持续七天七夜的雷击大火突降大兴安岭呼中区。
这场火最先由瞭望员发现。赵晓刚说，瞭望员是火灾的预警员。每个瞭望塔之间的瞭望范围互有交叉，一个目标塔可看到其他至少三个瞭望塔，通过瞭望塔之间的通信可对着火点进行定位。
在大兴安岭地区，有326座这样的瞭望塔。
如今，高科技的飞机和GPS也成为监测火灾的手段，但瞭望员仍不可取代。赵晓刚解释，卫星等测回的火点离实际发生火情的点，会有一定距离误差。有时，甚至差出好几公里。
当晚，王明接到防火办指令，与100多名专业防火队员及400多名非专业人员迅速赶向事发地。穿越300多公里，驱车6个小时。王明看到山头上蹿起的火苗，冒着大股大股的黑烟。伴着狂风嘶吼，王明顿时被树木烧焦的呛鼻味儿裹挟。
守住5公里火线，这是王明和队员接到的死任务。打火、刨隔离带……72小时，“无烟无火无气”后，王明和队员终于可以离开火点。
在赵晓刚看来，今日，大兴安岭的防火能力像是经历过一场“重生”。
灾后重建
中国最北城用火有禁忌
重生的还有漠河县城。
如今，相比火灾，人们对漠河“中国最北”的称呼更熟悉。街道齐整，名为“振兴”和“中华”路上的欧式建筑林立，拱形穹顶、修长立柱。
作为漠河县灾后重建指挥部的一员，刘万平记得，当时组织了多位设计部门专家规划新城建设，“重点考虑防火性”。在他看来，将防火作为城市规划的重中之重，也是漠河作为林区城市的特色。
刘万平说，简而言之，原来县城里随处可见的木材，消失无踪。新的县城不再规划建设木房子，全由砖房取代。原本摆在各家各院门前的木拌子和木篱笆成为历史。刘万平回忆，以前，家里烧火取暖，门前常会堆放一小截一小截的木材，被称为木拌子。木拌子的多少，甚至成为家庭富裕程度的象征。
同时，为防止用木材取暖，整个新城也规划集中供暖。
王利是土生土长的漠河人。记忆中，1987年重建时，仍以砖式平房为主。上世纪90年代前后，再建的房屋开始靠近“欧式风格”。2007年前后，漠河县经历了大规模翻新，屋顶重新装饰，风格逐渐固定。
在漠河县旅游局局长张磊看来，这些都与漠河倾力打造旅游城市不无关系。“街道不好看，拿什么接待游客？”
2006年5月，漠河县旅游局的一间会议室内，几个人商量着怎么推出漠河的旅游资源。张磊回忆，当时有人提出，漠河在中国最北端。利用地缘优势，可以把“北”这个品牌推出去。
刘万平并不将漠河转型旅游看作偶然。他说，火灾过后，大兴安岭林木蓄积量急剧下降。林区木材产量逐年消减，单靠生产木材的产值已很吃力。“政府需要主导探讨发展其他产业”。
上世纪90年代的春节，刘万平便开始在街上撞见三三两两的东南亚及香港游客。
漠河，逐渐成为“中国最北”的代言词。
但“火”仍是漠河离不开的话题。
漠河火灾纪念馆成为旅行社推出的必游路线之一。张磊说，来漠河旅游的人，90%都会去火灾纪念馆。这座1988年为纪念城市复建而成的纪念馆，也早已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
刚刚踏出飞机场，第一次游览北方的游客王林（化名）便收到一份“森林防火宣传单”。起初，他并没当回事。当他在街上掏出烟，马上被当地人告诫，“室外禁止吸烟”。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来到了大兴安岭。
在游客中间，这也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张磊曾听到，不少游客调侃，其他地方室内禁烟室外吸，我们这里室外禁烟室内吸。这也是大兴安岭的特色。
火灾后，室外抽烟成为当地人的“禁忌”。
张磊所在的旅游局会与旅行社和导游一一签订防火责任书，要求告知游客防火常识。
如今，旅游逐渐成为漠河的支柱产业，去年，190万游客给漠河带来18亿元的旅游收入。
林场转型
植树补救火后“伤疤”
漠河县旅游局局长张磊用“原来砍伐一片林子卖钱，如今看一片林子卖钱”来形容漠河转型。同样亟待转型的还有大兴安岭的其他林场。
宫延华曾是古莲林场的伐木工。上世纪90年代，他和工友根本忙不过来，一根连着一根地伐，木头被一车车拉走。“有时甚至连擦汗时间都没有”。但上世纪90年代末，他突然感觉闲下来，有时一天也没事，很多人都闲着。
2010年，阿木尔地区依林林场甚至直接从山上整体迁至山下平原。厂长王辉说，后期，林场砍伐任务下降，更趋向植树造林。划定造林区域和任务量，再拉着工人上山植树。
伐木工变成造林工。阿木尔林业局局长鲁智勇对比了一组数据。1990年，林场一年伐木47万平方米。那是林场的产量峰值。但2010年前后，每年的生产任务大多只有5万平方米。微乎其微。
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要求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年调减木材产量751.5万立方米。
在姚占军看来，1987年大火让整个中国的森林资源遭遇重创。以前伐木，会保持采伐平衡，保证生长量大于消耗量。
着火点处，漠河县防火办书记莫庆春指着后侧的山头。笔直的白桦树成行成趟，与另一侧纵横的原生林相比，显得整齐有序。一年仅5个月的生长期，让近30岁的它们仍显矮小，与年龄并不相称。莫庆春说，大兴安岭气候寒冷，树木生长缓慢。
直到2000年前后，灾后的林区才全部植完。
新植弥补火后的森林“伤疤”，用了20年。
“5·6”森林火灾烧毁4865万立方米木材，占可采资源的30%。赵晓刚说，按开发20年的消耗比，大兴安岭林区只能维持生产26年了。2014年，大兴安岭地区全面停止木材商业性采伐。
林场转型迫在眉睫。
当听说再也不能伐木，宫延华曾为生计担心。现在，他还在林场，只是成了护林员，一天24小时住在管护站，防火、管护、保护野生动物。
阿木尔林业局副局长孙德海称，曾经让人骄傲的“林大头”遇到困难。现在，蓝莓成为漠河县阿木尔林区新的增收突破口，但占地仅50多亩，年收入不足百万元。
鲁智勇也用艰难形容林区转型。交通不便、气候寒冷。没有替代的可观收入，林区职工大多依靠国家补贴。普通工人年均收入也就2万多。收入低也造成人员锐减。
但林区还在探索新的出路。姚占军说，大兴安岭生态资源丰富，发展林下经济、第三产业，还要靠自己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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