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反扒13年，宋飞抓获小偷300余人，他说，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有时也会同情这些人的命运：有些人患有艾滋病、有肺结核，不少人生活窘迫。
但可怜又可恨的是，这些人利用自身的疾病犯罪。
2009年，黄文广在株洲车站抓到一个“小偷”，“他偷了包，准备逃跑，我拦住他，他就跟我说，‘我有艾滋病，我要咬死你，你来试试看。’”黄文广说，事后他发现，包里有一些证件，“好像只有十几块钱。”
黄文广一边聊天放松对方警惕，一边偷偷地靠近他。后来他假装叫同事的名字，趁“小偷”回头时铐住了他的双手。“他就把自己手往后，把手上的血甩向我，我跟他说你别吓我，艾滋病传染的途径我也知道，必须要体液和血液传染，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针对盗窃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于盗窃罪的三个量刑标准，2013年的司法解释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公共场所“扒窃”的处罚标准不受数额限制。
在长沙话里，小偷称汽车“汽滚子”，叫火车“铁滚子”。“铁滚子的钱多一点，汽滚子的钱少一点，但是铁滚子危险一点，不过滚过去就行了。”这是黄文广听到的两个“扒手”之间的对话。
地方小偷多吃地皮，像医院、商场、步行街……而铁路上的小偷是流动的，全国各地流窜作案，又经常交叉作案，在火车上偷了后，又下到地方上去偷。“地方上偷东西的小偷，很少在铁路上偷东西，铁路上偷东西要求技术更高。”
宋飞总结了“第二代小偷”的几种特征：有从小流浪的，一开始偷一些吃的，到后来慢慢开始偷钱包，甚至可能诈骗或者抢劫；有出现家庭危机的中年人，没有正当职业，一个人出来后遇到小偷，就跟着他们走上了这条路；也有得不到赡养的老人，为了生存开始乞讨，看到别人偷窃也跟着偷窃。
在宋飞抓捕的人中，一些面孔反复出现。但有一次例外，大约是在2006年，在株洲火车站，宋飞抓到犯罪嫌疑人杨建国（化名），“他有四十多岁，偷了点吃的东西，我劝他找一份工作，以后好好过日子。”
几年过后，杨建国特意到火车站找宋飞。“他特别高兴，说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餐馆，叫我去他餐馆里吃饭。”宋飞去餐馆看了看，替杨建国感到高兴，但后来两人联系中断了。“干我们这一行，不是在火车站，就是在火车上，没有什么朋友，也很少与亲人相聚。”
“不回家的人”
2月28日晚上，宋飞的妻子李璐打电话过来，说女儿宋凌凌（化名）发烧拉肚子。离家八天，在六百多公里外的驻马店，宋飞坐在宾馆内一脸心痛，叮嘱妻子不要让女儿吃冷的东西，“你明天带她去医院看看吧”。
工作关系，宋飞“一个月有一大半时间不在家”，李璐是独生女，结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家里很多事靠两老照应。
同在铁路系统工作，李璐理解他。虽然在电话里嗔怪丈夫出差忙地连电话也不打一个，但私下里她说，宋飞为家庭付出了许多：他从不把工作情绪带到家里；只要一回家，他就陪女儿看书，“给她讲故事，照着书本一字不差地念。”他陪女儿骑自行车、跳绳、滑冰；一家三口逛街时，李璐和女儿在前面逛，宋飞一个人在后面提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