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武担心形势有变，一宿没睡。他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10篇博文，公布了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照片，以及案发现场的钥匙串等资料。
后来,陈光武还把此前与山东高院签署的保密协议抛在脑后，连同李树亭的代理意见一并发给了另一位律师。
不料,从2015年5月2日晚间开始，聂树斌卷宗及李树亭的代理意见被全面公布在网络上。李树亭看到时，傻眼了，立刻发微博澄清，“让我们每个人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
陈光武也急了，紧急联络对方撤下来。不过，他认可这种公布行为，“为了防止案件进一步恶化，这是有效阻止聂树斌案流产的关键环节。”
“聂树斌案”随即从“全民围观”进入“全民断案”。
临门一脚
2015年5月5日，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吴宏耀和尚权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青松律师组织了一场研讨会。主办方帮每位专家都复印了一套完整卷宗。
会后，陈光中教授的意见被整理成文章《“聂树斌案”五大疑点已撕裂原证据证明体系理应提起再审》发布。
随后，他感觉对案中的法医问题“没把握”，辗转找到一位资深法医专家，从科研经费中出咨询费用和差旅费用，邀请专家来北京咨询法医问题。
比如，高度腐烂的尸体是否应该做尸检？专家认为，尸体无论腐烂到何种程度，法医必须按照程序进行解剖检查。再比如，花衬衣围绕死者颈部，是否能认定为窒息？专家认为，在机械性窒息中，单位面积的压强大小很重要。用小棒将衣服绞紧了勒可以达到窒息的效果，花衬衫勒达不到窒息死亡的效果。
最后，这位专家评价，“尸体腐烂了，表面看一下，就不去解剖了；尸体腐烂了，就认为阴道提取物没有检验的价值；颈部有衣物就认为是窒息死亡；下雨了，现场被破坏了，就认为没有意义；根据尸体姿势，就认为是强奸杀人……臆断太多！”
咨询结束后，会议纪要被整理成文，以陈光中个人名义送到了最高法院分管聂树斌案大法官的秘书手里。
网上一度认为这是一份“足以改变聂树斌案命运的会议纪要”。陈光中却觉得不知道起了多少作用，“但如果有相关领导看了，应当会有影响。”
另一边，从2015年6月到2016年6月，山东高院四次延长复查期限。其间，李树亭和陈光武还在寻找新的证据。
陈光武因听证会后的一篇博文，陷入另一场名誉权官司，加之身体原因，在第四次延期期间和聂家解除了委托关系。最终聂家的代理人，只剩下李树亭一人。
良性遗产
2016年6月6日，最高法院提审聂树斌案。消息传来，李树亭觉得“胜利在望”。
6月20日，最高法院将案件交由位于沈阳的第二巡回法庭审理。
12月2日，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做出再审终审判决：聂树斌无罪！
当天中午，张焕枝打电话给中途退出的陈光武。72岁的张焕枝在电话这头哭，64岁的陈光武在另一头抹眼泪。他说：“等所有问题都处理完了，我一定要过去给孩子上坟，兑现当年的承诺。”
快90岁的张思之在电视上看到“聂树斌案”平反的消息。当年“像一头咆哮的雄狮一样”在各种场合为此呐喊的他，更老了。他曾因五年未推动此案，在公开场合说“深感内心有愧”。
李树亭觉得使命已经完成，决定退出。12月11日，他帮聂家推荐了律师王殿学和辜光伟，由他们帮助聂家申请国家赔偿。
“11年8个月16天，我好像从青年一步跨到了老年”，他今年52岁，却有了一头与年龄不相称的白发。
刘博今虽然对当年案件进入复查阶段，聂家取消对他的委托心有怨气。但仍然觉得，能参与这个史诗般的案件，本身就很了不起。
王书金也在看守所的电视中看到了这个消息。他平静地告诉彭思源，“聂树斌案判了，下一个就该我了吧。”
“聂树斌案发生在上世纪末的严打时期，办案程序普遍粗糙，曾留下一批类似的案子”，陈光中建议，这些案子都应按照证据裁判和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
人大教授何家弘则认为，此前逐步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和遏制刑讯逼供等方面的举措，已经在逐步弥补形成错案的机制漏洞。而“聂树斌案”所反映的错案救济环节，恰恰是此前还未被充分认识的问题。
“聂树斌案是否能成为改革的动力，推动建立相关制度来对抗错案纠正中的人为阻力，这是聂树斌案留给我们的良性遗产”，他说：“正义已经迟到，怎样让正义来得再顺畅一些？”
“感谢所有关注聂树斌案平反昭雪，以及以各自力量推进聂树斌案前行的人们”，2015年3月17日，在从北京赶往山东高院阅卷的高铁上，李树亭曾写下这段文字：“这种强大的合力，也是推动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
这是预言，也是号角。
（文中康老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