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5日，最高法院立案庭回复张焕枝：“根据我院关于分级负责处理申诉案件的规定，已函转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请你与该院联系。”
随后是三年沉寂。“聂树斌案”申诉，泥牛入海。李树亭甚至患上了抑郁。有段时间，他跑到河北赵县一座禅寺短期出家了一个月。
2010年4月10日，张焕枝找到李树亭，称案子一直没进展，希望解除委托。李树亭突然觉得“如释重负”。随后，聂家委托北京律师刘博今。
2011年9月，正值刑诉法修订，长期关注冤案的山东律师李金星发出消息，将自费邀请律师和专家，于9月11日在石家庄开一场关于“聂树斌案”的研讨会。
已过耄耋之年的张思之律师因身体原因没能到会，托人将一段录像带到了现场。会后，与会的五六十名律师学者联名发表《关于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的呼吁书》。
他们写道：“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长时间不予启动再审程序，严重损害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信任。”
之后不久，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也加入了呼吁队伍。从2013年2月22日起，他写文章每日一呼，“死磕聂树斌案”。“转发一次，离正义就接近一次”，后来他评价，“有点像行为艺术”。
这些行动又登上媒体版面，让沉寂许久的“聂树斌案”重归公众视野。徐昕后来统计，他“死磕聂树斌案”的系列微博，累计转发62万余次。
事实上，学界对错案纠正和救济的研究早就起步。早在2005年年底，在石家庄东北2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证据法专家何家弘牵头成立的“刑事错案实证研究课题组”已经把此案作为一个样本。
不过，在当时，“聂树斌案还只是事实意义上的错案，而非法律意义上的错案。”何家弘没有选择向社会公开发声。
相关制度也在悄然变化。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颁布和此后的刑诉法修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始在我国确立。2013年，中央政法委也发布相关规定，提出要坚持疑罪从无和证据裁判原则，遵守法律程序制度，坚守严防冤假错案的底线。
申请阅卷
2010年起，聂家的律师只剩刘博今一人。这位刑警出身的律师，性格要强，不轻易认输。他曾对媒体说，当年选择做律师，是和自己较劲的开始。
刘博今回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起床上班前，都要给法官打电话。电话打了不下100次，“像凿一个洞一样，一尺一尺往前挖，总会挖透”。
2013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在每一个案件中体现公平正义》。文中提到“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焦点案件，虽是极个别特例，但造成了很大影响。”
陈光武、王兴、张磊等长期关注“聂树斌案”的律师，感觉这是一种积极信号。在几天后的一个研讨会后，律师李金星倡议去沉寂已久的聂家“报个喜”。
他们特别制作了两张一米宽、两米半高的海报：评论文章网页截图和《人民日报》头版影像。聂家把评论文章挂在了客厅东面的墙上。
另一张海报被送到河北高院，对方派人正式接受了，还回复：“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会和领导汇报，尽快给你们答复。”
另一方面，王书金的律师们也在申请查阅“聂树斌案”卷宗。二审第一次开庭被驳回。
到了2013年6月25日的二审第二次开庭中，在举证阶段，检方主动提交了“聂树斌案”卷宗中的26页复印件，包括现场勘查笔录、康某尸检报告和康家的报案材料等。
当天休庭后，朱爱民和彭思源在河北高院一个法官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这26页卷宗，其余档案则被鱼尾夹夹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