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亭第一次去康家要判决书，康老汉毫不客气，痛陈两家恩怨：“我凭什么给你这份判决书，你要知道，我们两家现在是仇人！”
事后他检讨，要和康家建立起信任，“但不能把目的性表现得太明显”，这位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光头圆脸、语气轻缓的律师回忆说。
几个月后，李树亭又拎着水果，“顺道路过”康家。李树亭坐在沙发上，康老汉坐在小矮凳上，两人面对面坐着，一言不发。这时，李树亭注意到茶几上摆着一份材料——康老汉帮人做了工程设计，对方拖欠了工钱，他正准备采取法律行动。
李树亭当即表示，愿意帮他解决法律问题。康老汉没吭声。
几天后，李树亭又“路过”康家。这次，康老汉的态度有了松动，答应把这活儿交给李树亭。很快，案子有了妥善结果。
康家住所距离李树亭律所步行10分钟，李在所里办完事，就顺道爬7楼去看看康老汉。一年多里，一个月要去三次。
接着，他还主动帮助康老汉解决名誉权诉讼官司，有了更多接触机会。
有时，看到康老汉心情还不错，李树亭假装不经意提起：“康叔，聂树斌的案子河北高院要是受理申诉，不仅能给聂家一个交代，也能让九泉之下的康大姐安息。”
看到康老汉脸色变了，李树亭打住。没反应，就再多说几句。
后来，康老汉有时甚至会主动打听，“小李啊，你那事儿跑得怎么样了？”他不提“聂树斌案”，只说“那事儿”。
2007年4月1日下午，李树亭照例来康家讨论赔偿数额。寒暄了几句，康老汉递给李树亭一摞材料，转身去厨房烧水。他特意叮嘱：“你仔细看看”。
李树亭心头一阵狂喜——在材料最下面7页，他看到了聂树斌一、二审判决书！
他飞奔下楼，一口气复印了20份。
这两份决定生死的判决书，总字数不到2600字。李树亭发现，原审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比如，被认定为作案工具的花上衣，他此前走访的最早发现案发现场的受害者工友等人，都没有提到；他从康老汉那里了解到案发现场的一串钥匙，这么明显的物证，判决书里也没有提到。
呼吁再审
关心“聂树斌案”的人都认为，王书金是此案的关键变量和“活证据”，他不能死。
2005年4月，最早报道“一案两凶”的《河南商报》总顾问马云龙找到北京律师朱爱民，希望他为王书金提供法律援助。
根据刑诉法规定，启动再审的事由包括新证据出现、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王书金的出现，可以视为新证据出现，动摇了证据体系。
“当王书金的代理人，顺手把聂树斌的冤给平了，不得了吗？”1955年出生的朱爱民是东北人，性格敦厚，没多想就答应下来。
他和后来加入王书金案的北京律师彭思源辩护策略很明确——在为王书金辩护的同时，推动“聂树斌案”的复查和再审。“聂树斌案”平反，也许能为王书金争取立功，在量刑上争取从轻处理。
但在2007年3月12日，邯郸中院判处王书金死刑。
两边的律师都着了急。如果王书金死了，聂树斌的案子更查不清了。
不过，从2007年2月28日起，最高法院上收死刑复核裁定权。这意味着，河北方面将无法左右王书金的生死。
为了引导王书金好好活着，彭思源专门去了一趟王书金老家，又找到王书金的两个孩子，拍了10张照片。两张儿女合影洗了三寸的，方便王书金放在兜里随时看。彭思源把照片送到看守所，叮嘱管教：“他情绪波动时，拿给他看看。”
离王书金关押地两百多公里外的下聂庄村，聂家拿到判决书后，同时向最高法院、河北高院提起申诉，要求再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