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能尽力去安抚这些孩子，尽量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说服他们。“我拿自己跟自己那些没读书的朋友做对比，至少我现在是个老师，而我的那些没读书的朋友们，他们更多是在混日子。”
然而这么漫长的人生经历，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讲，遥远得甚至不真实。真实的是网吧里并肩打怪的伙伴，与游戏中的分数和排名。
周日下午五六点，本该是寄宿生返校的时间，北青报记者却在网吧见到了不少稚嫩的面孔，一边是电脑屏幕照映出来的专注，另一边则是台球桌顶灯光照耀下的雀跃。不少人背着书包，但询问起来，每一个都说自己年满十八周岁。
出去容易回来就难了
一年年学生来了又去，教书、劝学，康明看不到希望，十来年了，改善不大……
“既缺乏社会道德，又缺乏社会认同感。”康明说，“老师和学生都缺。”
今年是他教书的第13年。这13年里，最让他自豪的是教出了考上名校研究生的学生。但更多的是失落，他初为人师时教的学生，甚至还有服刑的。
但他很少给自己现在的学生讲研究生的故事，他把这份荣耀埋在心底，这是作为一名老师隐秘的欣慰与骄傲，“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这太遥远，不想给他们太多够不着的东西。”康明说。
康明最不想在街头看到自己曾经的学生——去外地，或许还意味着自谋生路，而在街头晃荡，则意味着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而学生们也同样不想看到他。街头偶遇，总是远远地躲开，或者低头不打招呼就走掉。
见识过世面的小韦尚未想好今后的日子。他想回家学点计算机技术，小刘则决定补补课，“回去就该上初二了，应该还能跟得上。”
大部分辍学的孩子，离开学校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家长不甘心，强行把孩子送回学校，可是在外面心野了，即使勉强回到课堂，能坚持下来的也很少。
2014年，有个家长找到郑超，求他再收下儿子。“他初一就辍学出去打工了，但学籍一直保留着，现在回来直接跟初三班。”郑超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太迟了。”
但他还是收下了这个学生。考不上高中，考上职高也行。这里一直是重庆职高的重点生源地，不少老师去重庆的职高考察过，“那边的教育至少比我们领先20年。”老师们说。某些热门专业，如汽修、计算机和服装等专业，毕业后的薪资甚至比老师都高，这对于考不上高中的学生来说，莫不是一条好出路。
学生回校之后，郑超照例找他谈话，要求他把“莫西干头”剃了，稍微努力一下，但仅仅安分了一天，到第二天晚上，郑超去学生寝室查寝，这名学生已经翻墙逃了出去。
一年年学生来了又去，教书，劝学，康明看不到希望，“十来年了改善不大”，但又不忍放弃。
刚刚开学两个多礼拜，张宇（化名）就坐不住了。没等老师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他就开始旷课。勉强挨到11月，便再也不肯去学校。
没人知道他家在哪儿，康明按照同班同学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张宇的母亲。康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宇的父亲嗜赌，全家只依靠母亲摆摊来维持生计。全家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初中毕业，张宇是最小的一个。
张宇的年龄实在太小，连打工都没处去，只得在街上逛荡，去网吧打游戏。母亲不给他零花钱，但他从不缺钱，在绍兴打工的大哥，一给就是几百元。
张母对街上网吧的熟悉程度，甚至比对自己儿子更深。她带着记者去网吧找儿子，网吧管理员都认识她。但张宇不在网吧，她不知道儿子还喜欢去哪儿，也不知道儿子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甚至连儿子的手机号码都不知道。
母子最近一次交流，是她劝儿子回去读书，气急了，她抄起一根铁棍往儿子身上打去，张宇还了手，撞碎了街边卖小吃的小推车的玻璃，到现在，她的后脑还在疼。
本版文/本报记者杨宝璐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