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对涉及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被查处领导干部的通报中，都能发现和任性用权相关的表述。例如，山东省枣庄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振学在担任枣庄市峄城区委书记期间，罔顾当地经济发展落后、财政资金紧张的实际状况，强行决定由区属国有企业出资1.25亿元人民币，修建“冠世榴园”风景区南大门等政绩工程。甘肃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火荣贵在担任武威市委书记期间大搞“一言堂”，个人拍板决定重大事项，把主政地方视为私人领地和独立王国，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给地方造成严重损失和沉重债务负担。曾与潘志立“搭过班子”的梁嘉庚也被通报对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置若罔闻、自行其是，不顾群众意愿，违反议事规则，拍脑袋决策。

错位的政绩观背后，实则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的缺失。而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在一些地方导致集体决策形同虚设，一把手权力不受约束，“一言堂”大行其道，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盲目造景的助推器。

不少地方在财政资金使用上存在的违规使用、审批不严等问题，客观上也为形象工程提供了可能。一些地方对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来源缺乏审查和举债问责机制，政府在投资项目上应该花多少钱、如何花钱缺乏有效监管，不仅为一些贫困地区举债造景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成为滋生腐败的风险点。

为走偏走急的工程找到合适出路，避免“一拆了之”

近年来，党中央加大力度整治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严肃查处了一批干部，不少地方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被及时叫停。叫停之后，如何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因地因时辨证施治，为这些走偏走急的工程找到合适出路，避免“一拆了之”，从而最大程度减少损失，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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