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菲佣每周日会休息，和朋友一起在天桥或路边聚会。劳拉的老板对此不太支持，因为自己做生意经常出差，家里人口又多，需要有人时刻照顾。而劳拉本人也对每周的单休不感兴趣，她更愿意去挣那一天的加班费。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劳拉决定离开香港，离开那个和三个孩子一同居住的六平米卧室——除了得到可以让家人改善生活的高收入，她在香港还结识了当时作为司机，同是菲律宾人的丈夫。

“我要结婚了，要回去组建自己的家庭了。”现在想起这件事，劳拉觉得既顺理成章又有点不可思议——如今在菲律宾的家中，她的丈夫养殖蜜蜂，做蜂蜜生意；大儿子今年21岁，刚刚工作，两个小儿子分别读初中和小学；其他的家庭成员还有4只狗和13只猫。

从香港回去后，劳拉一直在做家庭主妇，丈夫独自在经济上负担这样一个大家庭，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当初接触菲佣的工作便是照顾三个孩子，二十年过去，为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劳拉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乡，去照顾另一个陌生的家庭。

母亲、妻子、女儿

2017年，香港已有352000名外佣，占当地整体就业人口的9%。经2016年的统计，这些外佣年龄的中位数由1995年的30岁提高到了35岁，其中接受过中学教育的占82%，10%曾接受过专科及更高等教育。

政府规定香港外佣的最低工资需为菲律宾及印尼当地工人工资的两倍至三倍——在2016年10月，这个数字为每月4310元港币。劳拉在香港的朋友每月非常精确地汇给家里28000菲律宾比索，正是香港外佣的最低工资。

朋友对此并无不满，毕竟比在菲律宾国内的状况要好很多。但在劳拉看来，这个金额甚至不到自己二十多年前所挣工资的两倍。家里有三个儿子要养，丈夫的负担已经太重，香港的收入很难让一家人的生活更宽松一些。而劳拉也有别的选择：比起在香港做菲佣，中国大陆地区的工作机会要好很多。

7000人民币大约是51500菲律宾比索，劳拉每个月都往菲律宾家中汇去这个金额——那是她在2016年到达中国后的月工资。2018年2月，劳拉在微信上告诉丈夫，那个月的51500中有15000是为二儿子买手机准备的，因为那个月是儿子的生日，所以让丈夫务必用那些钱去买儿子想要的OPPO手机。

如今劳拉的收入超过了丈夫，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家人有时会在微信上向她提出自己的“小愿望”，而劳拉也会在他们生日或节日时尽量满足。

劳拉手机上有许多家人的照片。她的小儿子长相秀气又留长发，她经常给雇主看小儿子的照片，同时也埋怨丈夫不为小儿子理发。

劳拉曾送给自己父亲两块手表，一台摩托车，而送给儿子们的始终是手机。接下来她打算和丈夫商量一下，为家里添置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也是儿子们一直以来的愿望，为此他们还向劳拉保证，每天只用一小会儿，绝不会“看坏了眼睛”。家庭成员中，唯独劳拉的母亲和丈夫从不让她买任何礼物，每个月都要打来视频通话说“钱够了别给了”。但劳拉依然雷打不动地把全部工资寄回家。

平日里她吃住都在雇主家里，生活用品由他们提供。现在的手机是女主人换下来的iPhone 6，没有办电话卡，劳拉只在有wifi时看一下微信，以及给小孩播放动画片，话费的钱也省了。雇主还经常给她一些衣物，加上劳拉本身对梳妆打扮并无兴趣，这样一来，她完全没有了购物的需求。劳拉让家人不要担心，她说：“我不需要钱。”

劳拉从不摘下婚戒，干活时也一直戴着。

难招，难管，难留

劳拉的许多朋友在一个家庭里不会干很长时间，因为总是会有更好的机会出现。但如果没有被辞退，劳拉不打算再换老板了，一是因为对环境早已习惯，二是她对现在的老板很满意。上个月老板一家人为她在海底捞庆祝了生日，并且这三年每年都会如此。

相比于跟她受雇于同一城市的一个朋友，平时不能吃肉，不能用手机，劳拉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老板的生日那天，劳拉发了一条带着九张图的朋友圈，并配文道：生日快乐，你不仅是我的老板，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刘欣就是劳拉口中的“老板”。在经历了数十个保姆之后，她找到了劳拉，觉得自己终于碰到了“理想人选”，因为劳拉“不挑活，能吃苦，无假期，有眼色”。

在大女儿出生的十年前，刘欣就开始物色保姆。自己是大学老师，丈夫做生意，都没有太多时间去料理家务。在这个一线城市里，保姆的价格当时大约是每月3500元人民币，面试的大多数人会说，自己不带小孩，只做饭和家务。月嫂专门负责带孩子，但是只带孩子，因为经过专业培训，价格更是比雇保姆的价格翻倍还要多。

刘欣的两个女儿在练习芭蕾。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