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汲滩镇廖寨村村民马香兰。廖寨村村民描述的马香兰瘦瘦高高，看起来弱不禁风，但为人处事和张海新有些类似，“刚正”“敢反抗”。
2012年2月，廖寨村启动镇中村改造的“廖寨明盛社区”项目，许多农户房子被强拆，甚至有人在讨要说法无果后，喝农药自杀。村民们自发维权，推选了“敢举着药瓶子跟开发商对抗”的马香兰为代表。
村民最初在当地反复告状，毫无进展。突然有一天，马香兰领来了张海新，说她“在上面有人”，之后便组织起8个村民代表，去北京告状。
廖春洲也是廖寨村维权代表。他记得第一次见张海新2013年初，张海新穿了一件黑呢子大衣，“一看就是农民，完全不像领导”。廖春洲自我安慰，“也许高级干部都朴素”。
但张海新一说话，廖春洲的顾虑全打消了，“柔和，就是领导语气”。张海新只简单说了一句，“既然到了北京，咱就要把赔偿拿到手。”廖春洲觉得如沐春风。
廖春洲忍不住问：“你们大领导不都有贴身保镖什么的吗？”
张海新笑而不语，旁边有人抢话说：“秘密的，这都是上面不愿意公开的关系，就像是电视里演的中情局！”
廖春洲追问：“那你的领导是谁啊？”张海新简短地回答：“领导？我就是啊！”
那次北京上访并不顺利。眼看就要过年了，村民耗不下去了，无功而返。
可又过了几个月，马香兰带话回廖寨村，张海新要给大家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有了这个证，咱们的房子就合法了，开发商的赔偿就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不然的话，他们想给多少就给多少，不会跟我们谈判的。”
村民们似懂非懂，不知该不该办。但他们最终被打动了：“就收5块钱工本费，证办下来才收！”
“为什么不信！”廖寨村村民至今仍觉得马香兰和张海新不会骗人，“他们站在老百姓这一头，不收钱就给老百姓办事，他们也没骗我们什么啊！”
在为维权奔走多年的农民眼里，许多事情都是“张海新是上面派来的人”的佐证：张海新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可以进入中纪委的内部举报邮箱；每次张海新帮忙递交举报材料，检察院都客气地接收；当然，还有那个“金灿灿”的大印章。
很快，廖寨村和李岗村如法炮制，在当地“选举”出五个人的“集体经济组织”。张海新任命马香兰为汲滩镇“负责人”，王良双为高集乡“负责人”，她本人则为邓州市兼任文渠乡“负责人”。所有这些集体经济组织的唯一工作，就是帮助各村进行土地维权。
因为给廖寨村改造项目的开发商下达“停建通知”，马香兰被开发商举报。警察带走马香兰三天后，张海新和王良双正在家里商量如何营救马香兰，警察就冲了进来。被带走的，还有整屋子的材料，“整整装满了两个面包车的后备箱。”吴甜说。
三个村“负责人”各自领导的维权进程因此停滞了。房子被扒，土地上盖上新房，村民们只敢偷偷在一旁观望。不过，导致这起荒唐事的养猪场土地，倒是一直未再开工建设。
听说张海新被抓捕，村民们坚持认为：海新是帮共产党维权啊，根本不是和政府作对，只要把情况跟“上面”汇报清楚，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但是，怎么让“上面”知道这些情况呢？
“去北京！”64岁的刘金兰说。商量解救张海新的人中，她最有主见，文化水平最高--小学毕业。“只有'上面'的人能解决。”她坚持。
“上面”究竟是哪里？众说纷纭：中纪委、邓小平、胡锦涛、国土部、检察院、法院、联合国……
这个提议最终却没有获得拥护，因为在座的人“不认识路”，“七八十岁了”，“有冠心病”，“谁都没有个手机”……大家开始念叨“海新在就好了”“海新一定很快就能出来”。
晌午到了，人群便在大雨中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