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和蒋庄村扯上关系，已是三年后。2009年4月，村里原来养猪用的8亩土地，被五组一吴姓村民拿来建房子。关于这块地的归属，三方一直争执不下，六组认为一直是本组的集体土地，只是借给村里养猪；村委则声称在这块地一直是村集体土地，现在给五组村民吴家建房；吴家则声明是村委欠债用这块地抵债。
吴家挖地基开工那天，两组人各执一辞互骂，一边是吴家请的建筑工人，一边是清一色的“娘子军”。
娘子军自知真打起来不是对手，“得找个人带咱们告状去”。这个带头告状的人选很快锁定在张海新身上，大家觉得她年轻、有文化、敢反抗，还住在城里面。
张海新果然点头同意。告状第一天，张海新找来两辆卡车，载上几十名村妇，声势浩荡地去了乡政府。对方回复，“给解决，回去等吧”。
但解决没有等到。村民们再去告状，就被拒之门外了。最初张罗告状的人渐渐泄了气，张海新却没放弃：“去邓州！去南阳，郑州！不行就去北京！”
“漂亮极了，像是毛主席像章”
18岁的吴甜觉得，自从母亲“被拉上这条船”，家里就全变了。
初到邓州时，张海新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邓州市政府旁边一条胡同里，屋子虽然简陋，但还算整齐。张海新在胡同口支摊卖水果，生意还不赖。
就在张海新准备再开个干果铺子时，村里人来求助了，刚刚做好干果铺招牌，从没挂起来过，就被搁在了墙边。
自那以后，张海新就“变了一个人”：不再收拾屋子，不做家务，甚至连最拿手的饭菜都做得没了味。这间原本还算整洁的小屋，如今四处狼藉，隐隐散发着臭味。
张海新似乎找到了某种使命感。她成了蒋庄村的大家长，不仅是养猪场的土地纠纷，村民们找她的任何事，她都有求必应。在外打工的村民被拖欠工资，她帮忙写材料；村里的孩子上学请她收留看管，她也一口答应，这间简陋的小屋里，最多一次挤了8个人--对维权事业的关心最终战胜了对儿女的关心。本来是为了让吴甜在城里上学才举家搬到市区，如今，为了照顾8岁的弟弟，吴甜不得不辍学了。
有几次，张海新跟女儿抱怨，帮忙写过材料或者照顾孩子的村民，竟然在街上碰到她也不打招呼。“太没人情味了，以后不帮了。”张海新生气地说。可是，话说过了，气也就消了。
张海新买来《公共基础知识》，从头学习“如何上访”。从2009年4月到2012年10月，3年里，张海新带着蒋庄村六组的村民反反复复去南阳、郑州甚至北京上访，不只如此，差旅、食宿，全都是张海新负担，村民们渐渐退出后，上访就成了张海新一个人的事。张海新用光了丈夫打工的钱，还欠了十几万元的饥荒(欠债)。
吴甜说不清楚，这究竟是热心，还是逞强。但张海新的鞠躬尽瘁，换来了村民们的无限信任。“她特别无私，不可能骗我们。她是我们村的英雄！”村妇们说。
三年多上访维权，张海新每周至少有3天在外奔波，余下的日子就窝在家里看书、写材料。但养猪场的事情始终毫无进展。
张海新也并非毫无成果。那8亩地始终没有开工建房，村民们将此看作张海新的功劳。张海新也叮嘱村民，“不要跟他们硬碰硬，如果他们开工，立即告诉我，我去告状！”此外，原村支书吴振德曾被“查账”、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村民们认为也是张海新维权的胜利。
但在吴甜看来，张海新投入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换来这种分庭抗礼的局面，实在算不得成功。在女儿的眼里，母亲的维权事业实在看不到尽头。
直到有一天，张海新带回来一个“章子”。
2012年10月，张海新从北京回来，兴奋地拿出一个章对儿女炫耀。“上面给了公章！”张海新笑得合不拢嘴，“这是上面对我的信任！”
谁也没有追问“上面”具体是指哪里。他们对张海新拿回来那个金色的公章充满敬畏--水杯口大小，金灿灿的，“漂亮极了，像是毛主席像章”。
没人注意到，章上面刻的内容有些令人费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们只顾着高兴：“有了个这个章，我们就能合法地使用土地了。”
“我都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相信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