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餐厅打工，因为忘记关咖啡机，玻璃壶炸开了，她当即被扫地出门。
30多岁的青年女作家，只能在异国他乡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她说：“那段时期，我就像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中国新移民那样，讨生活、挣饭钱。好像多出一条命来，还是脱胎换骨的那一种。”
就在那个阶段，严歌苓像竹子一般，飞快地拔节，成长。
终于，在拿到MFA（艺术硕士）的时候，严歌苓感叹：“我这辈子最痛苦的，最最难熬的日子结束了。”
生活的艰苦、辛酸、举步维艰、掉落的尊严，这些严歌苓在赴美的初期都得以体验。在后来创作时，她把这些生活带给她的苦难都沉淀成自己的灵感，变成一部部刻着她个人烙印的作品。
有一次，严歌苓行走在大街上，被一个少年抢了项链。回去后，平复了心情，她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雾气的氤氲还没有散去，看到邻居家阳台上的一条滴水的透明蕾丝睡裙，严歌苓回屋写出了《女房东》，这部作品问鼎了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一等奖。
在严歌苓的笔下，芝加哥的警察、拾荒的老人、学校的老师、华人移民的故事，都成了她创作的源泉。生活中的失意，给她的作品带来了新的深度和一种更直观深刻的表达欲望。她在这个过程中涅槃，以更加丰富的姿态挺立起来。
1992年，严歌苓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结束了她的窘迫生活。
打电话的人是已经拍出《喜宴》的导演李安，想要买严歌苓《少女小渔》的版权。这一次，她收获了3000美金。这笔钱对于当时的严歌苓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足够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用再出去打工。
同一年，严歌苓又卖出了两部作品的版权，一个给了香港导演李翰祥，接下来给了台湾导演朱延平。
随后，《少女小渔》大获成功，越来越多的大导演向严歌苓抛出了橄榄枝。
2009年，严歌苓编剧的作品《梅兰芳》获得金鸡奖、华表奖，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
2011年，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上映，拿下了当年的化与票房冠军，也让剧本原作者严歌苓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几乎严歌苓的每一部作品，都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
严歌苓更是荣获了奥斯卡编剧奖评委的身份，站在了编剧界的顶峰，虽然编剧并不是她热爱的事业，她创作的重心，一直都是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