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丁一鸣、刘志敏）：伍淑清是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但在香港更为人知的是她“伍小姐”的称号。她是香港美心集团创办人伍沾德先生的长女，一生未嫁，接班主理家族企业。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初，她协助父亲回到内地，拿下了当时合资企业001号许可证，开办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合资公司。回归之后，伍淑清则逐渐倾力投入香港下一代的教育工作。以下为专访全文：
记者：1997年回归的时候您在哪里？您的心情怎样？
伍淑清：1997年6月30日晚上，我跟爸爸和家人去到现在解放军总部、当时叫添马舰的地方，看英国王太子那个交接仪式。英国半夜就会从香港撤走了，所以有个仪式。当时雨下得很大，大家拿伞都不行，但是我和爸爸心情很高兴，因为半夜时候香港就变成国家特别行政区。结束以后我们就立刻赶到会展中心，7月1日0点钟准时地交接。我跟爸爸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仪式。我们看到英国旗下来，五星红旗升起来，爸爸很激动，因为他老人家最盼望的就是香港回归祖国了。
仪式结束后我们到了酒店旁边的青年旅行社，跟文汇报的副社长等文汇报的号外出来，作为我的一生的纪念。后来，我将号外拿到北京国家档案室作为备案。所以对我来说，二十年前那一天，作为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机会看到国家使用她的主权，而且是香港的人回家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时刻。
记者：您和您的家族在很早就和中国内地有联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拿到了合资企业001号的证，您的家族怎么想到那么早就到中国内地去发展？
伍淑清：我们是在香港出生的，小时候在香港读书，虽然是英语学校，但是都跟我们谈到我们是中国人身份。所以对国家的认同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已经有。1978年改革开放，当时的新华社、现在叫中央政府联络办，就邀请我爸爸去内地。因为我爸爸当年5月份刚刚去过，所以就给我了一个机会。1978年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到内地去，我记得当时是12月10日，我们从香港坐火车到了罗湖，走过那个桥到深圳，再搭车到广州，再坐飞机到成都。
当时候我很不清楚内地发展如何。我只看到当时内地很落后，因为从1949年以后就没有对外开放。回香港之后我就听到广播，听到邓小平先生的讲话，我听不懂他的四川话，但是新华社的那位部长跟我说，现在国家肯定要迎接投资，所以我就有这个心到内地做点事情。回家后，爸爸又收到新华社社长的通知，说1979年有一个国家的代表团路过香港，也希望见见我们。带这个团的团长是习仲勋先生，当时习先生跟我爸爸说：伍先生你好啊，我在广州工作的，你到广州来看看做点生意嘛。我爸爸就同意了。
1979年2、3月，国家民航局局长传话给我爸爸，希望谈合资。我爸爸派我先去北京跟民航局联络一下。然后我们1979年6月再去北京见民航局见副局长，他说要搞合资、搞航空食品。邓小平先生当时说，1980年5月1日要搞一个航空配餐楼，所以等于有11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跟民航局谈。1979年6月我去跟民航局国内业务处两个干部谈。当时有4个谈判对象，日本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北欧FAS，我们是以港澳同胞身份去谈。最后北京表态他们愿意和我们做合资，我说我们也非常愿意做，希望配合国家开放。谈下来给我们八年合资期。谈内容的时候，因为国内刚刚开放，公司章程、企业法律都没有。我们将香港所有的企业章程、公司登记方法，都从英文翻到中文，拿到内地谈。9月底签了一个初步的合资意向书。
1979年11月，民航局局长找我爸爸去谈，说：伍先生，因为大家没有做过合资，不清楚情况，你可以不可以回香港先自己投资，拿500万港币出来。那是1979年的500万港币，不是今天的500万港币。那个时候，没人给我们合同、章程、委托书，连一封信都没有，握握手就一言为定了，先做企业，再向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争取批准。我爸爸说他对邓小平先生很有信心，就开始着手筹500万港币。
我们筹措了500万港币之后，又开始买设备，有些美国设备因为美国政府禁运，找了民航局局长、交通部部长，才运到北京。到1980年3月，民航局局长去找到邓小平先生，汇报说企业已经干的差不多了，文件还没批下来。邓小平问他跟谁合作。他说跟香港的伍先生，查过他的背景了，是爱国的，政治调查也没问题，经济也没问题，在香港做了很多年的餐厅。邓小平问，伍先生懂不懂得做面包，懂不懂得做非常好的面包。民航局长说没问题。于是邓小平指示赶紧办。3月8日，北京方面给我爸爸打电话，说伍先生恭喜你，邓小平先生批准了合资。4月12日，我们终于拿到了红头文件。
记者：刚才您说，没有合同，也没有协议，就握个手，您和您的家族那时为什么会对中国的未来那么有信心？
伍淑清：我爸爸是第三代的华侨。我们老家是广东台山人。1880年代，台山人因为很穷，跑到美国，跑到拉美，跑到莫斯科，很多地方都有台山人。现在起码还有五十多万在外面定居。我爷爷在美国出生、在美国死的。我爸爸在美国出生，两岁回来。我们华侨对家乡感情很重。我爸爸在广州岭南大学。他读书时日本人打来香港，大学搬到韶关。他们那一代觉得没有国家是很痛苦的。华侨对国家概念很重。我们到北京什么关系都没有。爸爸看大公报，经常了解内地发展情况，觉着一个企业应该可以做，第一国家需要，第二国家空白，起码有人做白老鼠，我们有机会就希望为国家做点事情。
记者：香港人对改革开放有很大贡献，您怎么评价这种作用？
伍淑清：1978年开放，我觉得国家从封闭的经济环境变成开放，一定要利用香港，一定要遵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惯例才行。香港这么多年和外国、和西方社会很多接轨，特别是香港用英语为主谈生意。我们充分利用香港优势，变成中文，配合内地朋友、企业，多理解外方怎么投资、有什么保证、有什么法律、有什么会计。
全世界用的会计制度是我们引进去的。80年代内地根本没有会计制度。当时是single entry，我们引进了double entries system，我们引进税务管理，引进了工厂管理、卫生管理、工人打钟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后来很多医院热水炉都来参考香港怎么做。香港角色就是示范单位，把很多可以带进内地的东西做一个示范，再带进去，再改良改造。同时我们也帮助内地同行提高和西方谈判、做生意时的思维逻辑，也培养他们理解全世界通用的会计、法律体制。香港是辅导员，一个窗口、桥梁与纽带。
记者：现在内地发展速度非常快。今天香港还能为内地发展起促进作用吗？
伍淑清：香港现在不是辅导员了，现在是高级教授。90年代北京找我要五个亿现金，我就教他们来香港上市融资。我帮他联系了一笔资金，他们回去联合了若干企业，在香港上市，我们帮着筹了五个亿港币。北京看到香港是很好的融资基地，就投入进来。他们刚来时，我们从怎么谈判、怎么找法律顾问、怎么找会计事务所，一步一步来教他们。所以香港不光是生产基地，更是培养人才的基地，可以培养高端人才。
九零年代到新世纪，很多金融人才都透过香港去理解怎么和国际接轨。2000年到现在，香港变成为带内地人才去国外发展的角色。现在，内地有很多海归，他们信息很多，一般事情用不着香港。他们需要的是，利用香港作为平台，和外国企业在香港对接。外国企业有很多尖端的、保密的IP，希望来香港和内地对接，因为香港对外透明度很高、法律有优势。为什么我说香港可以是教授呢？就是要配合内地企业，多培养人才，在香港和外国人谈判，遵守国际惯例，从旁边解释怎么谈判，从旁撮合外商和中国内地企业谈。
记者：随着中资扩大、不断南下，未来香港和内地的互动模式是什么？
伍淑清：战后到1978年之间，香港完全是靠英资、美资。到了现在，英资后劲不足，现在英国人还剩下两个支点就是怡和与太古。美资来得快、走得快，不稳定。香港必须欢迎更多中资、外资来，变成中外资在香港合作，利用香港税务优惠、劳动人才集中、英文普通话都好的环境。中资越来越多对香港年轻人有很大好处，很多年轻人都说希望为中资企业打工，很清楚中国市场很大。我认为，中资来香港占一半最好。我们必须改变思维逻辑，走向未来。特区配合国家的优惠政策，香港年轻人绝对前途越来越好。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