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刚才您说，没有合同，也没有协议，就握个手，您和您的家族那时为什么会对中国的未来那么有信心？
伍淑清：我爸爸是第三代的华侨。我们老家是广东台山人。1880年代，台山人因为很穷，跑到美国，跑到拉美，跑到莫斯科，很多地方都有台山人。现在起码还有五十多万在外面定居。我爷爷在美国出生、在美国死的。我爸爸在美国出生，两岁回来。我们华侨对家乡感情很重。我爸爸在广州岭南大学。他读书时日本人打来香港，大学搬到韶关。他们那一代觉得没有国家是很痛苦的。华侨对国家概念很重。我们到北京什么关系都没有。爸爸看大公报，经常了解内地发展情况，觉着一个企业应该可以做，第一国家需要，第二国家空白，起码有人做白老鼠，我们有机会就希望为国家做点事情。
记者：香港人对改革开放有很大贡献，您怎么评价这种作用？
伍淑清：1978年开放，我觉得国家从封闭的经济环境变成开放，一定要利用香港，一定要遵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惯例才行。香港这么多年和外国、和西方社会很多接轨，特别是香港用英语为主谈生意。我们充分利用香港优势，变成中文，配合内地朋友、企业，多理解外方怎么投资、有什么保证、有什么法律、有什么会计。
全世界用的会计制度是我们引进去的。80年代内地根本没有会计制度。当时是single entry，我们引进了double entries system，我们引进税务管理，引进了工厂管理、卫生管理、工人打钟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后来很多医院热水炉都来参考香港怎么做。香港角色就是示范单位，把很多可以带进内地的东西做一个示范，再带进去，再改良改造。同时我们也帮助内地同行提高和西方谈判、做生意时的思维逻辑，也培养他们理解全世界通用的会计、法律体制。香港是辅导员，一个窗口、桥梁与纽带。
记者：现在内地发展速度非常快。今天香港还能为内地发展起促进作用吗？
伍淑清：香港现在不是辅导员了，现在是高级教授。90年代北京找我要五个亿现金，我就教他们来香港上市融资。我帮他联系了一笔资金，他们回去联合了若干企业，在香港上市，我们帮着筹了五个亿港币。北京看到香港是很好的融资基地，就投入进来。他们刚来时，我们从怎么谈判、怎么找法律顾问、怎么找会计事务所，一步一步来教他们。所以香港不光是生产基地，更是培养人才的基地，可以培养高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