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一些人难以接受的是，他还从国外引入一套在线管理系统，把技术任务分解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每晚11点他必登录检查，谁偷懒、谁落后，软件一开，一清二楚。
不少人叫苦连天：“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机器人！”而对黄大年来说，这个软件就像是一片安眠药，吃了，就睡得好；又像是一颗兴奋剂，点开一看，提笔就列出一个问题单，往往又是一夜无眠……
有人领教过他的“火爆”：
那是201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
“怎么回事？小王，你催过了吗？”听得出黄大年有些烦躁。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眼墙上的表，9点50分了，离开会还有十分钟，材料没交齐，人也没到齐！
根据项目进度安排，每个月课题组长要进行视频答辩。而黄大年的习惯，是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并要预览课题组交来的汇报材料。
“人浮于事！”大手一挥，黄大年突然把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立刻摔了个粉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从没见过黄老师发过这么大的火。
“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如此草草了事呢？汇报材料不好好做，开会不按时到？我们得遵守契约精神啊！”黄大年拍着桌子吼道。
事后，他带着歉意说：“我很急躁。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种情怀决定了黄大年的纯粹人生。
黄大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并非吹毛求疵。
在学生们心中，黄大年从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术权威”，而是一个“严师慈父的长辈”、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
当年的学生马国庆和李丽丽家在农村，黄大年看好他们的专业潜质，创造各种机会送他们学习英语、参加国际交流。两人谈了恋爱，他帮他们争取留校。毕业结婚，又帮他们张罗租房。
有人嫌他管得太细、婆婆妈妈。他说：“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人才，现在多用点心，他们中就有可能出大师、出诺贝尔奖。”
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却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说，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大年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写不满。
最后清醒的日子，他还倚在床上、打着点滴，为学生们答疑；他嘱咐于平“把咱们自己的经费再压缩一些”，确保其他机构积极参与；他记挂团队里的姚永明参评副教授，硬是用颤抖的手，写下一段歪歪扭扭的推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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