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是我父母的学生中地位最特殊的一个,他是一位朋友。”郎之万-约里奥说。
“他是一个常挂微笑的年轻人,经常周日来我家拜访。他对我们这些孩子很亲切,我们在家里搭起了一个乒乓球台,他乒乓球技术非常棒,我的弟弟从他那里学习很多了乒乓球的技术。但必须得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天赋。”郎之万-约里奥微笑着陷入回忆。
她翻开一本珍藏的家庭相册,里面有很多张钱三强和她们全家的合影,还有钱三强去看望在阿尔卑斯山疗养的伊雷娜·约里奥-居里时为其拍摄的照片。
2019年9月,法国核物理学家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在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 我已经记不清钱三强与我父母谈话的细节,但当时正处于二战期间,他们的交流无疑是关于最新的科研,或是关于战争的局势。当时,我的父亲在领导实验室的同时,还参加反对德国占领的秘密抵抗运动。他冒着如此大的危险,只有像钱三强这样的可靠的朋友才能到我家来。”她说。
1948年,钱三强选择回到祖国,并参与中国科学院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的组建工作。他不仅聚集和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也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贡献。
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向记者展示珍藏的家庭相册,里面有钱三强和其父母及全家的合影。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他的回国对我父母而言)是一个遗憾,但对他而言是一种巨大的热情。我们知道,他是投身到中国的原子物理甚至是核物理的研究中去。因为钱(三强)在和我父母长达数年的交流中不断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坚信对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展基础科学的研究,广泛的基础研究才能支撑起一个国家科学整体的快速发展,以及具体计划的发展。今天来看,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郎之万-约里奥坚定地说。
随后,郎之万-约里奥缓缓打开那封钱三强1949年写给她父母的信,仔细看了很久,然后轻声朗读:“我知道人民的胜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每个人都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全国有很多爱国同胞为此做出了牺牲,如果我能够用一生的某个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也是‘为胜利而牺牲’。”
2019年9月,法国核物理学家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在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环球网报道记者朱梦颖】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大战已经拉开大幕,《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者》三部国庆献礼片尤为引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