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历史案例比较中认清中国的国家利益取决于对美方霸凌的坚定回应，放弃“以微小让步换取转圜空间”“无条件顺应美方要求换取美方认可与欢迎”“被动等待世界局势发生有利变化”等三种代表性的错误认知。中方要实现的是自身的发展，这种发展必然带来全球范围利益的重新调整。美方要实现的是对绝对优势地位的维系，不仅要保持对美有利的分配方式，即美方获得的收益在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两个方面都比中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要高，同时还要消除对美国霸权地位可能的威胁，不允许其他国家实现在产业链上的自主移动。1980年代，美国认为日本对其构成威胁，美方通过强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的方式，达到了消除日本威胁的目的。在此过程中，美国没有因为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军事盟友，在意识形态上属于西方阵营，就对日本手下留情。美国确实反复提及希望中国实现繁荣、开放、稳定，但是这种繁荣是确保美国从中国持续获利前提下的繁荣，这种开放是确保美国可以从中国获益更大基础上的开放，这种稳定是确保美国可以持续稳定获益且不受威胁和挑战条件下的稳定。1950年代的危地马拉、1970年代的智利、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金融风暴前后的东南亚诸国，都曾证明不能或者不愿抵抗美国霸凌的国家可能陷入的窘迫境地：或者成为美方予取予求、依附性的产品基地，或者成为美方非对等的小兄弟，失去实现自身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和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显然是非常确定的：

第一，坚定而理性地秉持“愿谈则谈，要打就打”的立场，以坚定的意志和理性的策略，打消美方实现短期战略赌博突破的企图。经济活动有其内生规律，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不会服从和服务于特定美方决策者的突发奇想。中方应该以对称策略回应美方令人遗憾且不负责任的升级举措。只有坚定地打消美方不切实际的幻想，才能让中美关系进入新的稳定发展的阶段。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