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美方这种博弈策略具有“自残式”的特点呢？最主要的理由，是美方作出判断时所依据的认知，也就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杰维斯所说的“知觉”，是一种扭曲乃至错误的知觉。具体来说，其存在的扭曲包括：

第一，时空认知扭曲，将21世纪的世界当成了19世纪的地球。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导致美国收益绝对增加、中国收益绝对受损，是将19世纪重商主义的逻辑套用到21世纪。这与现实存在显著差距。

第二，市场规模认知扭曲，将中国市场当成可以随便被替代的市场。美方非常清楚，在选举年不能实质性损害共和党基本票仓，即美国农场主的利益。因此，美方“创新”地认为，可以在2019年复制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实施的所谓“食物换和平”的做法，从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中拿出一部分，购买美国农场主原本销往中国的农产品，并将其提供给世界上遭受贫困和饥荒的国家，实施人道主义援助。根据2017年执行该计划的美国对外援助署的年度报告，2017年全年“食物换和平”计划从美国农场主购买的粮食总量是140万吨；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商处的统计报告，中国2012年从美国进口大豆2597.2万吨，棉花148.0万吨；而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中国2017年从美国进口大豆3285.5582万吨。显然，这两个市场规模完全不同；而且，中国从美国购买的农产品，主要用途也不是美方某些人认为的“食用”。

第三，经济规律认知扭曲，无视美国相关机构频繁发出的警告信号。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迄今为止，美方代表并未真正尊重美国国内相关机构通过务实研究得出的警告信号。比如世界贸易伙伴公司在2019年2月就发表了题为《关税对美国经济和就业机会评估》的研究报告，报告的数据是比较冰冷的：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一年将导致美国损失93.4万个就业岗位，家庭（按照四口之家）每年支出增加767美元；如果将剩下的约3000亿美元对美出口一并征25%的税，一年将导致美国损失210万个就业岗位，家庭每年支出增加2000美元；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对关税的消化能力大致在10%左右，10%以上部分的关税增加额度必然体现在最终消费者的支出环节，不管是个体消费者还是制造业企业。当然，这个压力有一个传导过程，根据美国零售业联盟（NRF）分管供应链和消费者政策副主席乔纳森·戈德的评估，如果关税水平持续维持在25%的水平，那么短则数周，长则数月，关税导致的物价上涨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和负面影响，就会在美国真实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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