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澳大利亚喜欢炒作孔子学院的‘渗透’,但实际上,这更像是‘欲加之罪’。孔子学院的设立本身对澳大利亚是有利的,有助于当地学生学习中文、赴中国旅游、促进中澳交流等。孔子学院能够在澳大利亚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顺应了澳大利亚本国的需求。”
郭春梅还强调,由于孔子学院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一旦中澳两国舆论不友好,孔子学院就首当其冲。但是,美国、英国同样在澳大利亚设立众多学院,却并没有被澳大利亚定性为“文化渗透”,这说明澳大利亚担心的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文化渗透的问题,而是澳大利亚还没有适应中国对澳大利亚影响力上升得如此之快。
而在分析澳大利亚目前呈现矛盾态度时,郭春梅指出,澳大利亚国内在对华关系上存在不同声音。她说,此前,澳大利亚外长表达访华意愿,贸易部长直接来华,都释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信号,但这只能代表澳大利亚外交口希望改善关系的态度。这种表态是在整个澳大利亚国内舆论氛围没有扭转的情况下,稍微出现的积极声音,中澳关系整个基本面还没有出现特别积极的、转折性的动向。
多数外国人认可孔子学院的文化交流贡献
能够看到的是,近期有关孔子学院的非议不仅出现在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美国也有参议员指责中国在美孔子学院威胁学术自由,且有窃密风险,应予关闭。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鑫宇看来,孔子学院屡遭“躺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方对中国存有偏见。这种偏见包括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偏见两方面。前者是西方对中国政治体制抱有敌意,后者是西方一些看法认为自身文化更为优越,视东方国家文化为前现代文化。前者体现为一些言行上的“欲加之罪”,而后者意味着文化冲突、成见本身的存在,这些也恰恰都是增进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此外,“躺枪”的次要原因是在于孔子学院在体制上与中国政府关系紧密,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西方一些地方,尤其又遭遇一些特殊时刻,就会出现孔子学院被误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