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4日将进行的第19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的观察视角，可以从柏林罗伯特·博世学会研究员菲利普·斯蒂芬斯为《金融时报》所写的文章中得到佐证。斯蒂芬斯与1600万德国观众一道观看了9月3日两大总理候选人———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现任总理默克尔和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挑战者舒尔茨———进行的唯一一场大选前电视辩论，为其中表现出来的平和与沉闷所震惊。
德国大选不仅是事关德国的选举，也天然具有一种欧洲、乃至国际的维度。人们之所以对德国大选抱有兴趣和热情，也是因为试图通过这次大选更好地理解德国，因为没有什么比联邦议院选举更能集中展现德国的客观情况和主观感受的了。
不妨先从德国的内部视角看起。执政的联盟党在官网上为4年执政开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成绩单，标题为“德国日子过得很好”。在联盟党看来，“过去4年我们国家取得了异常的成就”“默克尔帮助欧洲渡过了难民危机和金融危机，并合理应对新挑战”。
那外部视角呢？ 瑞士洛桑世界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为德国的自满泼了凉水：德国竞争力在过去4年以来，从世界第6位跌至去年的第12位，今年进一步下跌到第13位。
人们也可以从德国内部视角中选取政府意见的另一端。知名德国投资者弗兰克·提伦说，他为德国最重要的经济门类即汽车工业感到焦虑，德国的电动汽车基础设施还要依赖美国特斯拉进行建设。提伦还没说到本该成为大选议题之一的德国柴油车“尾气门”。在德国，无论政界还是汽车业本身，对这一丑闻的态度都是轻描淡写或刻意回避，这一本应该撼动德国自信的汽车业丑闻，居然没有掀起什么值得一提的波澜。
我们还可选择德国大选中重要议题之一的难民政策为例。执政党表扬默克尔帮助欧洲克服了难民危机。然而大选年难民议题之所以没有发酵，是因为今年来抵达德国的难民数量大为减少，由此带来的心理冲击也大大降低，以致默克尔表示还会执行开放边界的难民政策。
德国政界和民众忽视的事实是，德国2017年的难民政策与2015年难民潮高潮时期的难民政策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抵达德国的难民人数骤降的原因恰恰不是德国的难民政策有效，而是德国在加强边境管控的同时，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关闭了难民前往西欧的所谓“巴尔干通道”。通俗点说，这些国家替德国做了德国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做的“不人道”的事情，才有德国政界和民众的满意局面。
话题仍旧有关德国的难民政策。另一位著名自由经济政策拥护者、前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亨克尔日前借 《时代周报》 与默克尔的政策进行了思想上的决裂。他说：“我在欧洲议院议会党团内的英国同事告诉我，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多么大地影响了英国的脱欧公投。”
这就更清晰地表明了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欧洲维度。恰恰是默克尔主动打破了欧盟难民分配准则的 《都柏林公约》，使得难民无序涌入成为由德国挑起，但是需要欧盟全体成员国埋单的既成事实。如果不采取道德说教的立场，真的很难谴责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不愿接受所分派难民的态度。
从以上数例不难看出，德国内部对于国家的状况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断，而这些不同的意见本该影响24日的大选。难民政策、汽车业丑闻等关键词既是德国的话题，更是欧洲和国际的话题。欧洲和国际社会有理由知道，德国政界和民众如何通过大选表现出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9月3日的两党候选人电视辩论中，无论是移民问题、外交政策、社会公正还是内部安全，两党代表更多是在认同德国路线，而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关切并没有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笔者看到的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德国政界和默克尔的自满。默克尔正是靠不表态、不作为、不主动的“稳健”风格塑造了过去十二年的德国政治生态。难道这正是德国选民在未来所需要的吗？ 看来是。
笔者为这种高度自满中的求稳找到了恰当的中文表达：偏安心态。这与欧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对于德国的期待形成鲜明对比。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和国际社会看到的是一个逐渐成为事实上欧洲主导力量的德国，但是德国政界和民众却因为历史的忌讳，躲避有关德国角色的讨论。欧洲向何处去，欧洲的周边向何处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柏林的任务，而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与德国道路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人们在这次大选中并没有看到相应的意识和意愿。甚至没有发现很有可能再度执政的现政府会改变迄今为止政策的迹象———既然德国如此成功，那么未来几年的路径依赖大概也是可以预见的。也许，现在已经到了德国更多地倾听欧洲和国际的声音、认真讨论自己国际角色的时候了。
(作者胡春春，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