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的正当性面临挑战
欧洲国家陷入这样一种矛盾：一体化进程力图消灭国家之间的边界，但福利体系的运行却离不开民族国家的框架。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活动的成败被视为私人问题，不具备政治上的重要性。然而，民族主义的兴起改变了政经分离的状态。民族成员“生来平等”，社会成员在家庭、性别、阶级、财富、教育等方面的差异，不再被视作社会存在的“自然前提”。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在确立成员间平等地位的同时，也间接地确立了彼此承担的道德义务。
按照这种理论，国家的一项功能是依靠政府权力以税收方式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将一部分人的劳动所得由国家出面分配给另一部分人，这种持续性的财富转移需要强大的社会团结和道德共识作为支撑。民族国家成员之间相互承认的道德义务，是国家能够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执行福利政策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欧洲各国福利体系所覆盖的群体不可能是随机的和无限扩大的。在这种情况下，移民问题就变得特别棘手。在法律层面而言，移民从首次进入一个欧盟国家到取得公民身份只需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但是移民从政治上和文化上被接纳为共同体成员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为了顺应移民潮的到来，欧洲各国政府一度大力推动多元文化主义，但结果是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中反而造成了文化隔离，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在精神上往往无家可归。
总之，一方面，欧盟国家政府由于经济高度开放，独立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降低；另一方面，本国劳动力就业和福利问题又在开放的压力下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成为民众愤怒的宣泄口，它在欧洲不可思议地盛行，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深度参与全球经济的精英阶层和日益被边缘化的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矛盾不仅见于欧盟内部，也存在于被深度一体化浪潮所裹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已成为下个十年攸关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精英运作与民众意愿不合拍
钱乘旦
对于欧洲近些年遇到的问题，一些政治学研究者在思考：欧洲是不是陷入了“伯里克利陷阱”？
伯里克利是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他领导下的雅典被说成是民主的典范。伯里克利时代一向被看作是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高峰。城邦民主制是一种公民直接民主制，每一个公民至少在理论上都有平等权利，不仅可以参与城邦各种事务的决策与辩论，还可以直接参加城邦管理，就是用抽签方式担任城邦公职。尽管在一些西方学者口中，这种制度被说成是人类最优秀的政治制度，可是实际上在伯里克利时代，它却造成了混乱和无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伯里克利陷阱”一说就表现出对雅典制度的反思，这种反思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起就开始了。
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都认为雅典的制度不可取。亚里士多德认为，最恰当的制度应该是一种混合制度，其中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有机结合，各种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交融互补，形成平衡。但是在西欧各国历史上，混合的力量从来没有达成平衡，理想的政治制度也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近代早期，西欧要摆脱封建分裂状态，王权成为统一的力量，强势君主主宰了政治舞台，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工业革命后，贵族或其他精英集团如官僚、金融家等集体掌权，其他政治力量被排斥在外，那是一个少数人统治的时代。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出现了所谓“民主时代”，西欧各国以及美国先后完成民主化，成为现代国家。然而，现代西方“民主制”只是一种代议制，它与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完全不同。代议制的特点是民众通过投票来选举政府，而政府一旦产生，民众就从政治决策中消失。政治精英以人民的名义执掌政权，上台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一直到下一次选举为止。这显然不是雅典式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