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欧洲一体化为何受阻
《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5日05版）
欧洲曾以成功的一体化引起世人瞩目。但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放慢了脚步。欧洲许多国家内部出现了反一体化的浪潮，民粹主义兴起，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给各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欧洲离心力越来越强。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怎样看待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期观察版约请相关专家学者进行探讨。
欧洲内部分化在持续
孙壮志
本世纪之初，欧盟曾以一体化的成功和多轮东扩，给世人以重回国际舞台中央的印象。但这种短暂的高歌猛进并没有带来持久繁荣，地缘政治的挤压让欧洲不停地扮演美国小兄弟的角色。乌克兰危机让欧洲再一次感觉到冷战阴影，来自西亚和北非难民的冲击以及恐怖主义的挑衅让欧盟的软弱无力和内部不和进一步凸显。然而，欧洲的变动局面似乎还在加剧，从英国脱欧公投开始，到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再到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五星运动、法国国民阵线崛起。放眼欧洲，很多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社会对立加剧。欧洲为什么越来越分化了？
经济发展不均衡
欧洲社会发展到今天，之所以内部分化，与国际环境和其频繁对外干涉有直接关系。近些年来，欧盟追随美国，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援助计划”，力图强化自己的地缘战略地位。欧洲先后插手叙利亚、利比亚、乌克兰等热点区域，与俄罗斯正面对抗，过分透支了财力物力。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不但没能解决自身危机，反而造成新的动荡，并进而影响到欧洲国家内部的团结。
今日欧洲面临的问题是多层次的。首先，国家间的发展拉开距离，“老欧洲”和“新欧洲”的裂痕难以真正弥合；其次，多元文化和主流意识相互排斥，外来移民难以被社会主流所接纳；最后，经济增长乏力使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债务危机成了挥之难去的宿疾。欧盟曾经在一体化潮流中独领风骚，但同时也暗流涌动。德国经济一度一枝独秀，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深陷泥沼形成鲜明对照。资源向德国等欧洲大国的整合和集中，让欧盟内部穷国、富国之间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希腊民众选择左翼激进的政治力量，立足点就是拒绝还债。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随着欧洲社会老龄化时代到来，变得入不敷出、难以为继。传统政党为了赢得选举，搞寅吃卯粮的“派糖政治”，也加剧了财政危机。当高福利、高收入、高就业变成高赤字、高逆差、高失业，社会稳定的基石就发生了动摇。政治精英越来越脱离民众，全民选举、议会政治成为少数人的游戏，并成为几个政党的固定演出，社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和传统体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不满。
欧洲社会在各种冲击之下暴露了承受力不强的隐患。本来，2015年数量不多的难民和恐怖事件不至于让诸多欧洲大国手足无措，它们本可以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但社会表现出了对政府的空前不信任，让一种带有传染性的悲观情绪在欧洲各国迅速扩散。而体制的脆弱又让个别问题进一步放大，导致民众不安全感增加，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愿意听从政客们的安排。
分配机制不公平
战后的欧洲经历过长期的经济繁荣，与二战前明显不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物质普遍匮乏，生存是人们最重要的话题，对人身和经济安全的需求占据了重要地位。二战后，在吸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西欧国家重视引进更多的社会主义元素，同时不断深化经济上的联合，让欧洲获得了快速发展，民众幸福指数直线上升，以超稳定为代表的价值观成为战后欧洲社会主流。但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石油危机爆发，欧洲国家先后进入“滞胀”阶段，一方面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逐年下降，另一方面社会分配机制日渐僵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激化了欧洲社会固有矛盾，政治上激进势力开始找到舞台，代表社会底层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不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2008年开始，欧洲社会民众对平等公正的要求逐渐增强，民粹主义因而抬头。
欧洲社会的不平等，核心是分配机制不公平。以欧盟核心大国德国为例，从欧盟统计局2005年到2014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基尼系数和青年失业率来看，经济危机后德国青年的失业率明显低于经济危机前，表明德国青年就业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却在下降，而且基尼系数也明显高于危机前。这表明社会发展状况是，即便能够实现较充分的就业，收入仍然降低且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这样的分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欧洲民众特别是青年的政治态度转变。
未来要重视民生
欧洲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生存需求再次成为人们的重要议题。但这个阶段的生存需求与二战前又有很大区别，人们更加关注生存质量和不同阶层间的公平。
欧洲民众当中出现的反移民、反一体化、反精英、反全球化倾向，表面上是国家利己主义的表现，实际上映射的是社会层面的嬗变。面对既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惠及民生的强大呼声，各国政府面临着巨大压力。对于欧洲来说，很多选项都是两难的，比如财政危机要求削减社会福利，而减少福利支出又会引起社会更大不满；难民问题同样如此，接纳和不接纳都会引发尖锐冲突。当然，这些问题也为欧洲各国进行改革创造了契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解决内部经济社会问题上，特别是对旧的分配制度、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更加关注改善民生，通过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实现持续增长，那么，就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对冷战结束以来的“新干涉主义”，欧洲政治家应当反思，主动拆除地缘政治藩篱，在国际交往中放弃所谓的意识形态标准，积极释放贸易和投资的活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才是正确出路。
虽然目前欧洲社会尚未丧失活力，一些国家出台的新经济和社会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欧盟一体化也没有就此完全停步，但欧洲内部的分化仍在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不足。如果仅仅把民众的利益诉求看成是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抱着旧规则和制度不放，没有认识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继续造成各种积重难返的问题，那么，欧洲要想再现昨日的繁荣，恐怕就是困难重重的期许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长期矛盾需要逐步化解
陈琪 梁雪村
过去的两三年间，欧洲接连不断的意外消息引发世界热议：乌克兰危机令欧盟猝不及防，苏格兰独立公投险象环生，希腊企图退出欧元区，英国公投脱欧，法国成为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意大利修宪失败，等等。这些现象，使得本来野心勃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欧洲昔日的光环，现在成了人们口中的感慨。人们不禁要问：欧洲怎么了？
不少人认为，一些国家移民太多，政府变穷，福利体系太昂贵，经济复苏又太缓慢，如果一体化推进过快，国家承受的负担太重。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欧盟国家当前共同面临的：一部分民众反对继续推进一体化、反对开放的经济秩序，而另一部分民众则想脱离现有的民族国家自谋生路，两者都反对目前由传统精英主导的政治现实。这种分化局面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开放的深入、传统的福利政策、深度一体化均与之有关。
市场开放冲击底层劳动者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有人获益，也有人受损，这是不争的事实。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有利于改善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分配，但拉大了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方案，是由政府将国际贸易的收益进行有利于公平的二次分配，以缓解因为开放政策而造成的收入差距。然而，这一方案在实践中遇到操作障碍，因为它需要国家内部的高度共识和连贯有效的政治系统，而各国的实际情况往往达不到。如果经济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增长本身，而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幸福，那么，国家面对全球市场开放对一国造成的局部冲击，就要扮演重要的缓冲角色。
换句话说，自由开放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国家重要性的下降。相反，一个经济体越是频繁、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对政府各项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然而，传统上一些欧洲学者认为，是国家拖累了经济，无效而混乱的政府监管和政策限制压抑了社会的创新与活力，高税收降低了企业家的积极性，人为设置的贸易壁垒干扰了商品流动，理想的经济状态是“国家的归国家，市场的归市场”。这种论调迎合了许多上层精英的需求：低干预的国内环境和日益融合的国际市场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大宗物品交易的成本。但是，对社会的中下层劳动者而言，市场所带来的变革并非如此美妙，他们能从中获得的好处有限，而一旦发生危机，他们又最容易受到冲击。
福利政策困难重重
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有学者说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比赛。过去的法国社会相当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人们地位高低不同，但都处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今天的法国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这些人似乎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坚持跑下去的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人，只占就业者的一部分。这种结构变化凸显了主张开放竞争的精英阶层和主张公平保护的普通劳动阶层之间的矛盾。
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精英群体在各个层面的竞争中都占据优势，他们要求开放市场、开放投资，反对国家以政治力量保护落后产业。他们追求流动性，在各个市场之间寻找最便宜的货物、劳动力、资本和服务，并从中获利。对彻底国际化了的精英而言，祖国和外国的区别不明显，他们的工作内容和生活方式在哪里都相差无几。与之相反，被甩出社会结构的人群在就业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通常只掌握一两门简单技能，迅速更新的生产力和自动化的普及使他们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因为语言、文化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大部分劳动者很难离开赖以生存的经济体向外迁移。欧洲政治精英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缓解全球竞争给底层劳动者带来的痛苦。
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上陷入困顿的人们深感无辜。越来越多的行业面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局面，再明智的个人决策都无法抵御市场的波动。比如，英国格拉斯哥的众多造船厂在鼎盛时期雇佣了7万多名工人，而英国造船业日后的集体衰落在彼时几乎不可想象。如今当街买醉的失业救济金申领者，曾经也是朝气蓬勃的产业工人。从个人角度来看，高风险、高流动性的经济秩序需要相对稳固有效的集体保障制度作为补充。欧洲长期以来由政府信用背书的全民福利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平衡方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每一场口水仗都能与福利问题扯上关系。但如今政府财政状况不佳，这一方案的持续运行困难重重。
一体化的正当性面临挑战
欧洲国家陷入这样一种矛盾：一体化进程力图消灭国家之间的边界，但福利体系的运行却离不开民族国家的框架。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活动的成败被视为私人问题，不具备政治上的重要性。然而，民族主义的兴起改变了政经分离的状态。民族成员“生来平等”，社会成员在家庭、性别、阶级、财富、教育等方面的差异，不再被视作社会存在的“自然前提”。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在确立成员间平等地位的同时，也间接地确立了彼此承担的道德义务。
按照这种理论，国家的一项功能是依靠政府权力以税收方式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将一部分人的劳动所得由国家出面分配给另一部分人，这种持续性的财富转移需要强大的社会团结和道德共识作为支撑。民族国家成员之间相互承认的道德义务，是国家能够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执行福利政策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欧洲各国福利体系所覆盖的群体不可能是随机的和无限扩大的。在这种情况下，移民问题就变得特别棘手。在法律层面而言，移民从首次进入一个欧盟国家到取得公民身份只需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但是移民从政治上和文化上被接纳为共同体成员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为了顺应移民潮的到来，欧洲各国政府一度大力推动多元文化主义，但结果是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中反而造成了文化隔离，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在精神上往往无家可归。
总之，一方面，欧盟国家政府由于经济高度开放，独立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降低；另一方面，本国劳动力就业和福利问题又在开放的压力下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成为民众愤怒的宣泄口，它在欧洲不可思议地盛行，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深度参与全球经济的精英阶层和日益被边缘化的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矛盾不仅见于欧盟内部，也存在于被深度一体化浪潮所裹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已成为下个十年攸关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精英运作与民众意愿不合拍
钱乘旦
对于欧洲近些年遇到的问题，一些政治学研究者在思考：欧洲是不是陷入了“伯里克利陷阱”？
伯里克利是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他领导下的雅典被说成是民主的典范。伯里克利时代一向被看作是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高峰。城邦民主制是一种公民直接民主制，每一个公民至少在理论上都有平等权利，不仅可以参与城邦各种事务的决策与辩论，还可以直接参加城邦管理，就是用抽签方式担任城邦公职。尽管在一些西方学者口中，这种制度被说成是人类最优秀的政治制度，可是实际上在伯里克利时代，它却造成了混乱和无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伯里克利陷阱”一说就表现出对雅典制度的反思，这种反思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起就开始了。
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都认为雅典的制度不可取。亚里士多德认为，最恰当的制度应该是一种混合制度，其中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有机结合，各种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交融互补，形成平衡。但是在西欧各国历史上，混合的力量从来没有达成平衡，理想的政治制度也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近代早期，西欧要摆脱封建分裂状态，王权成为统一的力量，强势君主主宰了政治舞台，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工业革命后，贵族或其他精英集团如官僚、金融家等集体掌权，其他政治力量被排斥在外，那是一个少数人统治的时代。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出现了所谓“民主时代”，西欧各国以及美国先后完成民主化，成为现代国家。然而，现代西方“民主制”只是一种代议制，它与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完全不同。代议制的特点是民众通过投票来选举政府，而政府一旦产生，民众就从政治决策中消失。政治精英以人民的名义执掌政权，上台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一直到下一次选举为止。这显然不是雅典式的民主。
为了粉饰这种体制，西方学者说这就是古希腊民主制的延续。他们认为，这种民主能体现“多数人的统治”。这样就发生了理念和现实的脱离，理念的叙述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可是，普通民众却相信这种理念，他们相信民主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即人民自己的统治。结果一旦他们发现西方这种民主制不能代表他们的意愿，他们就要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抗议、搞街头运动。当人民真的以“多数人”的名义表达愿望，却往往不符合精英的期待。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就是这种情况：政体的理论基础是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安排却是精英式的统治，这就使制度理念与制度运作之间发生了脱节。
我们先看英国脱欧公投。英国是否脱欧，本来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比较稳妥的方式是议会解决，通过议会的表决决定去留。这是在代议制框架内解决的方案，即在精英内部进行操作。如果用这种方式，结果不一定脱欧，因为精英们一般不支持脱欧。但卡梅伦的政治判断出现了偏差，他认为用全体人民投票的方式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这体现着“多数人的统治”，具有更大权威性。可是他没有意识到民众是不按照精英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更没有意识到如果真像雅典那样实行全体公民投票，雅典式的混乱也可能随之而来。代议制是为了避免这一类混乱而设计的。在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袤的现代国家，城邦式的直接民主执行起来成本比较高，试图用古代的城邦民主方式来解决现代国家问题是很冒险的事。
意大利的伦奇做了同样的事。修宪这样的大事付诸公民投票，结果是意大利也掉入同样的陷阱。事实上，伦奇在议会已经失败了，但议会失败还不至于造成政治乱局；伦奇如果坚持议会解决的方法，也就是在代议制框架内解决问题，也不会立刻就把意大利抛进不确定的漩涡，民粹主义挑战也不会变得迫在眉睫。
苏格兰“脱英”也是这种情况。苏格兰已进行过两次公投，把苏格兰独立问题交付全民表决。两次公投都没有获得过半数支持，尽管在第二次公投中，双方差距其实很小。这大概让卡梅伦误以为英国的“脱欧”也过不了关，从而作出了公投决定。不过，英国的政客们没有意识到，一旦用公投的方式决定苏格兰的去留，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脱英”。因为第一，没有法律限制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公投的次数，因此只要愿意，每隔几年就可以投一次，直至公投通过；第二，一旦哪一次公投因为偶然原因比如天气不好、超级足球赛等等导致不支持“脱英”的人大量不出门，而支持“脱英”的人仅以微小比例胜出，那么“脱英”就会成为现实；一旦苏格兰真的“脱英”，对欧洲的冲击绝不亚于英国脱欧。西班牙在这个问题上就看得比较清楚，西班牙政府坚持不用公投方式决定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问题。
事实上，这些国家的问题放在代议制框架内处理都可能不会脱离传统轨迹，原因是代议制从本质上说是精英政治，它可以用“多数人”的名义否决多数人。聪明的政治家应该明白这一点，但有些政客有自己的想法，以为任何难题只要交给“人民”去解决，他就可以不负责任。近年来欧洲的种种怪相从根本上说都与此有关，作为原则的“多数人的统治”与代议制的精英运作不相吻合。
欧盟问题也同样如此。欧盟是精英的设计，按照流行理论，它是一种“进步的超越民族的国家”。可是，欧洲联合的最早设计者当初并不乏现实考虑，除了耳熟能详的法德关系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两个新的超级大国，以前主宰世界的西欧列强都被边缘化了，于是这些国家不得不一方面防范苏联，另一方面尽可能对美国保持独立。为此，欧洲联合是唯一的出路。如此的深谋远虑是很难说出口的，于是“超越民族的国家”就成为一个动听的说辞。可是精英们的盘算对民众来说过于深奥了，一旦他们感觉到“超越民族的国家”触犯了他们日常生活中能够理解的利益，“回返民族国家”就成为滚滚暗流，反移民、反一体化、反精英、反欧盟的倾向就是在这股暗流中兴起的。英国脱欧是民间暗流的决堤，如果欧盟各国都举行是否“脱欧”或是否解散欧盟的公投，结果很可能不乐观。
理念与现实的分离在更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文化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按照理论阐释，这也是“进步”。但是，西欧一些主要大国比如英、法、德在执行了一段时间多元文化主义后，便纷纷宣布停止执行这种政策，称其最终会导致民族国家瓦解。不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民可能因此而不认同国家，就连主流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巨大排斥力也会因此被刺激。在现实中，无数民众表达出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心理，其力量之大令人咂舌。欧洲的政治精英们在这个问题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描绘的一个“多元”欧洲看来还很遥远。亚里士多德设想的多种力量“混合”，又一次未能达成平衡。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