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初，魏与我再次见面，开门见山地说：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关押在重庆，很可能会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希望我们团解救杨将军。我当即表示同意。
8月中旬，邢团长将他的弟弟邢竹全(共产党员，抗大二期)介绍给我。我们商量后决定，由我写报告给国防部四厅请求赴重庆补充60小炮等装备，全团借此开往重庆。为确保安全，又在人事上做了些调整。
9月初，国防部四厅同意赴重庆补充装备。我们乘火车到柳州，后只能乘汽车到重庆。但此时租到汽车非常困难，我于是到柳州交通指挥部联系。刚巧，指挥部长官是我在军校的副总队长张权少将，听取我需求后他满口答应。即便如此，租用的几十辆汽车也是费时半月余才到位。全团分批出发。
我的二营第一批出发。不身临其境无法体验“蜀道难”。路上山峦叠嶂连绵不断，盘山公路像一条不见头尾的蛇环绕山腰，每个拐弯都叫人惊心，深渊下还留有汽车残骸。
经过十几天的艰难行程，我们于9月底安全到达重庆。邢竹全立即到重庆两楼口与一个卖包的摊主接头，被告知我们来晚了，杨将军已于9月17日遇难。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是难过。我们在人力、财力上倾尽最大努力，未能完成使命，深感遗憾。
【重庆起义】登上新华日报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军已陈兵江南，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已开始撤离。驻防在重庆的胡宗南部队，持续不断地将国防部四厅存放的银元及重要军事物资运向飞机场。
我们团一千多人何去何从已必须提上日程。我和邢晋贤团长密谈时，发现双方不谋而合——跟随胡宗南部队到成都去是死路一条，率全团起义是唯一的光明路。
由于邢竹全在第一次接头后两天，再去街头时已无报摊，如何与共产党组织联系是一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