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执法大队长的两年里，我严格遵守隐蔽战线上的组织纪律，在“风光”的外表下，内心经常感到孤独无助，没人能分担我的忧虑和喜悦。我不断鼓励自己：我是在抗日的隐蔽战线上战斗，是被赋予特殊任务的抗日战士，在抗战中我尽了自己的力量，无愧于国家和人民。
我的两个侄子自1940年初在桂林与我分别后，被分配到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一直无消息。这时我才了解到，他们都在部队任排长职。在1940年5月初的襄西会战中，他们奔赴一线，在前沿阵地阻击西犯日寇，誓与阵地共存亡。
日军侦知我集团司令张自忠将军亲临前线督战，妄想生擒张将军或全歼我军官兵。战斗异常激烈，在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退后，崔灿章得知崔鸿章部未能撤出，想率部回去接应，被团长阻止。张自忠将军、崔鸿章及众多战士，在此次战斗中壮烈殉国。
【千里赴渝】营救杨虎城日本投降后，孙良诚的第二方面军改编为暂编25师。得知我曾是一战区联络参谋的身份后，我成了他们的“肉中刺”，险被找理由枪决，无法立足。
后，经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赵树森中将(黄埔军校六期同学)推荐，于1948年7月任国防部警卫二团副营长。
解放军在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后，大军逼近长江，国民政府决定将总统府和行政院由南京迁往广州，我们国防警卫二团移防广州。
部队途经杭州时，团长魏仪(黄埔四期同学)告诉我，到广州后他将不在团里任职，副团长邢晋贤接任，希望我协助工作。到广州后，我任二营营长。
魏团长离开部队后，往返广州香港，看似做生意。到广州时，约我见过两次面，谈话多与当时形势有关，如内战、李济深宋庆龄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这些谈话使我对形势和国家命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受益匪浅，坚定了适当时机率部起义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