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崔圣武：西安事变后千里驰救杨虎城
独居一座旧楼里，看上去平淡无奇的老翁崔圣武，曾是国民政府国防部警卫团二营少校营长：在情报战线上，他顶着特殊身份搜集情报护送抗战人士;之后，又领命千里奔渝，试图营救被囚禁的杨虎城将军。在他九十周岁的宴会上，亲友们以极大的热情鼓励他写写过去的经历。亲友的期望打动了老人。在他看来，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记忆的闸门正是从那时打开，在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一段珍贵的历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响应号召】一家四口上战场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政府被动应战，短时间内我国众多沿海港口和城镇落入日军之手。济南也深受战火摧残。驻防在黄河北岸鹊山的日军，不定时向市内发射炮弹，市民终日惶恐不安，伤亡民众不计其数。一次，多发炮弹落在经六纬一路的北海医院，造成众多医护人员和病人死伤，惨不忍睹。
1937年8月，国民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将军(回族)提议，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名义，向全国各支、分会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回族知识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组织训练回族军事人才投入抗日救国。
山东省各县及济南伊斯兰组织发出动员令。听到消息后，我和三侄崔灿章、四侄崔鸿章、外甥丁来祥一起报了名。按照通知的要求到南京报到，赴广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学习。四人计划经徐州赴南京。到达徐州后因南京战事紧张，学员集中地由南京改为汉口，要求学员直接到汉口报到。
我们四人直奔郑州，由于战事影响，火车站处于无序运行状态，南下旅客异常拥堵。只要是南下的火车，旅客就一拥而上，我们四人被挤散。我和灿章未能挤上车，看着远去的火车非常懊丧，只好上了一辆待发的火车等待。
几个小时过去了，无开车的动静，灿章下去了解情况。火车开动了，他还没回来，我只能一个人守着两个行李包乘车南下。车行一个小时左右停了下来，据说要等两三个小时才开。我想下车找找三侄或是老乡，寻找约半个小时无果。等我回到站台时，车已不知去向，连行李也丢了。
这时，一辆闷罐车徐徐进站，我拼命挤上车，车厢内无立足之地，只好倚靠在两个车厢的连接处，稍有不慎摔下车便会粉身碎骨。当车在过郑州后的一小站停靠时，我便不顾天黑急忙下车，返回郑州。后有幸在郑州搭乘一辆闷罐车直达汉口。
当我看到站台上“汉口”二字时，如释重负。在接待人员的指引下，到汉口民权路清真寺报到，由白崇禧的弟弟白副官负责接待。
我们四人在此处相会，百感交集相拥而泣。
来祥和鸿章比较顺利的到达汉口。灿章和我分散后乘后面的车南下，很巧的是在途中他又遇到了我俩原乘的车，虽没见到我，却找回了我们俩人的行李。
孤独、饥饿、劳累、无助，这段经历在我十七岁稚嫩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东的学员被安排在汉口市内永康里一座空楼里，来自济南、济宁、青州、青岛等地三百多回族青年齐聚一堂。
在这段日子里，大家都非常关心与日军交战形势，每个战争信息都牵动着大家的心，渴望早日学有所成，奔向抗日前线。
【军校锤炼】文弱书生变热血军官汉口上空每天都有敌机入侵，我们的空军与地面众多高射炮在空中编织的火力网相互依托给日空军痛击。
有时在空袭时我们隐蔽在公园的草丛里，目睹在空战中日机被击落时，便会站起来欢呼雀跃，激动地忘记了危险。当日机向我们俯冲射击时，才警觉地隐蔽自己。
日军的罪行更加激起了同学们对日军的仇恨，多次向上级反映，急切盼望开学。
在汉口经过考试后，12月下旬白副官传达上面命令，被录取学员到广西入学。这一天，学员情不自禁的一片欢呼。
我们先乘火车到衡阳，徒步行军到桂州，因桂林新校舍尚在建设中，又徒步行军至柳州。为了保证今后学习平衡，学校又对学员进行了一次甄别，我与另外二百多位同学由于文化水平低，被编入由新招的航空飞行员组成的航机营，请广西大学教授给我们补习文化课，同时进行入伍训练，经过半年的学习，收获很大，为下步分科学习奠定了基础。
当时，学校没有大教室，所有讲课、训练都在操场上。训练是按《步兵操典》，教官很严厉。柳州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对北方学员是种考验。每天的训练、出操，都会使全身的衣服干湿交替，夏季室外温度持续在40度以上，上晒下烤，钢盔烫手不能触摸。烈日酷暑、狂风暴雨下的负重紧急集合，野外行军、宿营，打赤脚穿草鞋，在泥泞中奋进，烈日下暴晒，受伤流血屡见不鲜，如此的军事训练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正是如此魔鬼训练下，一帮文弱书生被培养成具有矫健的体魄，坚强的革命毅力，视死如归精神，愿为祖国献出一腔热血的青年士官。
1939年初，桂林李家村黄埔军校建设竣工，我们由柳州徒步行军到桂林新校。军校由黄维中将任主任，周嘉彬任总队长，张权任副总队长，倪文亚任政治部主任。我们十五期六总队下设两个步兵大队。一大队下设1、2、3中队，为汉族学员;二大队为回民学院，下设4、5、6、7中队。我在步兵第六中队，崔灿章、崔鸿章分在第五中队，丁来祥分到通信队到桂州麻江通讯学校学习。
1938年11月，校长蒋中正在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到军校检阅学员队伍和训话。按照原计划，从十五期开始将不再赠送学员成功成仁佩剑，借此机会，学员代表提出赠送佩剑的请求。最后如愿以偿，获得校长赠送的佩剑，极大地激励了同学们的士气。同学们表示将视死如归，抗战到底取得最后的胜利。
1940年初，举行了隆重的十五期毕业典礼，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会后根据各战区的需求，结合学员的意愿，学校公布了每个人的去向。我的两个侄子崔灿章、崔鸿章被分配到第五战区张自忠部，丁来祥分配到西北马步芳部。
此时，山东省政府(敌后)主席沈鸿烈要求六总队调学员到山东参加抗战，经批准在一、二大队调我们100名学员到山东。
【赴鲁之旅】大唱空城计躲过生死劫我们一行100人行军至安徽阜阳后，带队的原一大队沈宪章大队长与山东省政府杨友柏团长完成交接后返回桂林。
杨团长来安徽是到后方领经费及补充弹药并招收一些青年学生和农村青年扩充兵员，变为新一师，下设三个营。一营、二营新兵多，兵员也不足编制。他原有的三营武器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
根据敌情，我们经常变换行军路线和时间。一般是白天行军，有时昼驻夜行。队伍由骑兵队开路打前站，中间是二营、一营和学员，三营断后。
按计划，队伍要在河南虞城与马牧之间穿越陇海铁路线，再穿过黄河故道，进入山东地界。陇海铁路在日军控制下，铁甲车不定时在铁路上巡逻，两边由日伪军守卫。
骑兵队用钱财买通了驻防伪军，队伍于晚上近9时到达预定地方。通行的路面不宽，铁路两边是水坑和淤泥，一营中许多学生没有经过训练，天黑无亮加上心情紧张，有的学生掉入水中，慢慢沉没在水下。我们看着心痛却无法施救。
过铁路急行军十几里后，听到来的方向机枪声、呐喊声响成一片——这是伪军怕担责任而造的声势，但日军也会顺足迹方向追击。
待行军至大平寨村时，三营传来信说日军已追上。团长命令我们全部进入寨内，一营全部隐蔽，二营和我们分散在围墙内坡。每位学员发一枚手榴弹。
杨团长严肃的讲：“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有动静。日军不进来便罢，若是进入寨子，二营听令阻击。若不能歼灭敌人，拉响手榴弹与敌人死拼，不成功便成仁，决不当俘虏。”
他同时命令三营继续沿寨外大路向东前进，派人嘱咐老百姓不要紧张，继续走动做生意，放下吊桥，敞开寨门。
不长时间，日军赶到。见寨内非常平静，并无异常，而大路上马蹄印、脚步印杂乱，远处尘土飞扬。日军没有进寨，直接向三营方向追击。
日军走后，我们马上穿过寨子出北门，越过黄河故道。此时，听到三营方向枪炮声响成一片。后来才知道，三营到达另一个大村寨时，日军追到并占据村外高地，居高临下用迫击炮攻击三营。因无掩体，炮火密集，三营死伤较大。
三营长命令停止射击全部隐蔽。日军听不到还击声，以为已将我军歼灭，排列队形向寨内开进。
看到寨内尸体遍地，日军官露出胜利者笑容。但是，笑容还没定格，“尸体”突然活了，像日军猛烈射击。
日军不知所措，等反应过来已死伤不少。三营借势一个冲锋，日军只好退到村寨外。三营长立即集中人员，除留下一部分人掩护外，大部急速向黄河故道移动。
三营此次减员近百人，出色地完成了掩护、护送、歼敌任务。
【隐蔽战线】“风光”外表下的孤独战斗抵达山东后，我被分配到鲁西行署保安团二营六连任教官。行署参谋处廖参谋长对我们很器重，把我由连调为营教官，负责全营的训练。由于兵源复杂，队伍的训练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二营八连是收编的土匪，不足一百人，尚未重新整编。一天早操不见八连队伍，我到驻地不见八连有人，在连部看见连长被杀死在床上。后了解其原因是连长平时对下面要求严格，与其产生矛盾的司务长安排一个排长先下手杀了连长，然后乘机逃离驻地。
鲁西行署军事力量主要依靠石友三的十军团。石友三被39军军长高树勋处死后，日军借鲁西局势不稳发动了大规模清剿。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抵抗不住，便倒向汪精卫，率一个军、一个师投日，被汪伪政府编制为第二方面军。
孙叛变后，黄埔同学深感失望，纷纷离开此处，我也打算离开该部到大后方或抗日前线。但，一战区的任命使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战线。
我记得那日天空特别晴朗，廖参谋长把几个人叫到他办公室，向我们介绍了参谋处长任进武少将。任处长扫了我们一眼便直接了当地讲：我代表一战区司令部任命你们为一战区的联络参谋，你们就是一战区司令部在这里的耳朵、眼睛。我们立即表示服从命令。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部队调动频繁。此阶段我们主要是汇总孙部下面各部队上报的各方面情况及孙部动向，向一战区参谋部汇报。
这年下半年，孙良诚奉命调河南开封，任汪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943年初，开封绥靖公署执法队成立，主要任务是在开封各城门设防，在市面巡查，对绥靖公署司令部所属军人军风纪进行检查。是年下半年起，我任执法大队长，直至日本投降。
此外，我执法队内选调的三十几个人还组成了一个特勤执法小队，由日本宪兵队岸本上士负责，主要任务是搜查和拘捕嫌疑人，经他初审后移交给宪兵队。我出于任务需要非常注意岸本的动态，一旦有紧急情况，在时间允许时，我便带人以巡查为名对岸本怀疑的地方如车站旅馆进行检查，对感觉可能是嫌疑人的故意刁难，使其知难而退;能确认的嫌疑人，便给予暗示，使其有所准备。在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便随特勤小队同行，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尽量减少损失。
开封交通方便，常有国民政府及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员出入。接到护卫接送任务，我会通过调配人员或是带人视察加强护卫等方式安全迎接或送出。
在担任执法大队长的两年里，我严格遵守隐蔽战线上的组织纪律，在“风光”的外表下，内心经常感到孤独无助，没人能分担我的忧虑和喜悦。我不断鼓励自己：我是在抗日的隐蔽战线上战斗，是被赋予特殊任务的抗日战士，在抗战中我尽了自己的力量，无愧于国家和人民。
我的两个侄子自1940年初在桂林与我分别后，被分配到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一直无消息。这时我才了解到，他们都在部队任排长职。在1940年5月初的襄西会战中，他们奔赴一线，在前沿阵地阻击西犯日寇，誓与阵地共存亡。
日军侦知我集团司令张自忠将军亲临前线督战，妄想生擒张将军或全歼我军官兵。战斗异常激烈，在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退后，崔灿章得知崔鸿章部未能撤出，想率部回去接应，被团长阻止。张自忠将军、崔鸿章及众多战士，在此次战斗中壮烈殉国。
【千里赴渝】营救杨虎城日本投降后，孙良诚的第二方面军改编为暂编25师。得知我曾是一战区联络参谋的身份后，我成了他们的“肉中刺”，险被找理由枪决，无法立足。
后，经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赵树森中将(黄埔军校六期同学)推荐，于1948年7月任国防部警卫二团副营长。
解放军在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后，大军逼近长江，国民政府决定将总统府和行政院由南京迁往广州，我们国防警卫二团移防广州。
部队途经杭州时，团长魏仪(黄埔四期同学)告诉我，到广州后他将不在团里任职，副团长邢晋贤接任，希望我协助工作。到广州后，我任二营营长。
魏团长离开部队后，往返广州香港，看似做生意。到广州时，约我见过两次面，谈话多与当时形势有关，如内战、李济深宋庆龄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这些谈话使我对形势和国家命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受益匪浅，坚定了适当时机率部起义的信念。
1947年7月初，魏与我再次见面，开门见山地说：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关押在重庆，很可能会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希望我们团解救杨将军。我当即表示同意。
8月中旬，邢团长将他的弟弟邢竹全(共产党员，抗大二期)介绍给我。我们商量后决定，由我写报告给国防部四厅请求赴重庆补充60小炮等装备，全团借此开往重庆。为确保安全，又在人事上做了些调整。
9月初，国防部四厅同意赴重庆补充装备。我们乘火车到柳州，后只能乘汽车到重庆。但此时租到汽车非常困难，我于是到柳州交通指挥部联系。刚巧，指挥部长官是我在军校的副总队长张权少将，听取我需求后他满口答应。即便如此，租用的几十辆汽车也是费时半月余才到位。全团分批出发。
我的二营第一批出发。不身临其境无法体验“蜀道难”。路上山峦叠嶂连绵不断，盘山公路像一条不见头尾的蛇环绕山腰，每个拐弯都叫人惊心，深渊下还留有汽车残骸。
经过十几天的艰难行程，我们于9月底安全到达重庆。邢竹全立即到重庆两楼口与一个卖包的摊主接头，被告知我们来晚了，杨将军已于9月17日遇难。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是难过。我们在人力、财力上倾尽最大努力，未能完成使命，深感遗憾。
【重庆起义】登上新华日报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军已陈兵江南，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已开始撤离。驻防在重庆的胡宗南部队，持续不断地将国防部四厅存放的银元及重要军事物资运向飞机场。
我们团一千多人何去何从已必须提上日程。我和邢晋贤团长密谈时，发现双方不谋而合——跟随胡宗南部队到成都去是死路一条，率全团起义是唯一的光明路。
由于邢竹全在第一次接头后两天，再去街头时已无报摊，如何与共产党组织联系是一难题。
在与营、团军官沟通召开会议后决定：1、分头在市内、市郊走访，找共产党的地下关系;2、全团撤到市内国防部四厅驻防;3、驻防复兴关，控制高点和通往成都的咽喉;4、暂不宣布起义之事，防止部队内乱。
一星期后，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仍无线索，时间紧迫，最后决定由团副何永立与一位连长渡江直接与解放军接洽。
解放军二野三兵团47军陶团长接见了他们。他听过汇报后表示热烈欢迎，在向上级领导汇报后，陶团长要求我们稳定部队，控制复兴关，收容国民党散兵，在11月30日解放军进驻重庆前一日宣布起义。
11月29日早餐后，召开全团官兵大会。邢团长讲了当前的形势，介绍了与解放军联系的情况，宣布全团官兵起义。官兵情绪激动，一片欢呼声，事实证明起义是全团官兵的愿望。
11月30日，解放军部队在我们起义部队和市民的欢迎中进入市区，重庆解放。
12月1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邢晋贤、崔圣武率国防部警卫二团起义。
12月2日，陶团长与全体起义官兵见面。在陶团长讲话中，个别班排长妄图加害陶团长的反动行为，被我们预先安排在他们周围的营连长制止，大会圆满结束。
12月5日，我们将全团士兵及收容的一百二十余名散兵移交给陶团长。
12月10日，连以上军官离开部队到军政大学学习，我也由此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