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同样的手机号,同样的铃声也常响起,唐益平接听的多是外出务工人员及其家属的求助电话。
“山高石头褶,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崖比耕地多。”新世纪之初,平利县的年轻人,不再像老一辈那样只守在山上侍弄庄稼,纷纷背起蛇皮袋,坐上火车南下打工。
2004年,时任平利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干部唐益平接到新任务——摸清全县农民工底数,组织开展劳务输出。
“每年开春,我们组织上千人去广东,很多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唐益平带队坐火车,历经30个小时,把大伙儿送到深圳、东莞、惠州的袜厂、鞋厂、电子厂……“山里人第一次出远门,难免有些不适应。等大家进厂安顿好,我们再待上一周,没出啥状况,才放心返回。”
到了腊月,唐益平的电话又开始天天响不停——很多乡镇的老人求助:买不上春运车票,儿女们困在广东,咋办?
“送得出去,也要接得回来。”腊月廿三,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开会研究完,唐益平就出发了。坐火车硬座到深圳,在当地租辆大巴,接50多位老乡回家。
隆冬时节,大巴翻山越岭,星夜兼程。车内空间局促,工友们挤得腰酸背痛,连声感叹:“要是不出远门,家门口就有活干,多好!”
一晃多年,平利县南下打工人数已达数万。
2014年春节前,平利县“返乡人士新春座谈会”如期举行。当初挤火车南下的工人里,已成为技术骨干、管理人员的很多人,就在邀请之列。席间,唐益平求贤若渴,劝说他们返乡创业。
不到30岁的张富涛、张富丽兄妹动了心。十几岁时,俩人南下闯荡,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当学徒。烙铁、焊锡、充磁、点胶……不惜汗水地干,不出几年,哥哥升任车间经理,妹妹成了技术组长。兄妹俩一合计,在深圳自创一家小厂,当起了老板。厂子发展顺利,但日渐高企的人工成本,也让兄妹俩不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