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平谷区委区政府在“沙盘推演”的基础上，将联合执法成效提炼为“乡镇吹哨、部门报到”制度，同时还延伸形成三种协同模式，不仅乡镇可以“吹哨”，责任部门也可以“吹哨”，让其他部门和乡镇予以配合，从而实现执法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和乡镇基层与执法部门协同治理。许多“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疏整促”各项任务全面超额完成，盗挖盗采行为全域绝迹，水污染治理初次全部达标，“四抢”得到有序清理，持续十余年的海子村信访问题得到平复……
类似的探索，也在其他区陆续涌现：西城区街道牵头、委办局配合，成立综合执法小分队；海淀区将交通、城管、公安等力量下沉到社区网格；石景山推行综合城管制……
市委、市政府提炼基层经验，将“乡镇吹哨、部门报到”升级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写入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
从“乡镇”到“街乡”，一字之差背后是郊区“重大问题整治”向城市日常治理的转变；是联合执法链工作机制向全面推进基层治理运行模式的转变；是一时一地的基层鲜活实践向制度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体制机制改革转变。
探索：权责一致
参加东城团审议时两次问起“街乡吹哨”问题
今年年初，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分团审议时，“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成了东城团里讨论最热烈的话题。
“街乡吹哨，你吹过几次？”市委书记蔡奇向龙潭街道工委书记杜娟询问“吹哨”问题。
杜娟面露难色：“现在街道办事处比全科医生还全科。我们不怕啃硬骨头，但是很多问题还需要进行调研，明确权责利，不然不知道哨在哪儿，怎么吹。”
蔡奇回应，长期以来，行政权力和资源主要集中在一些直管单位，形成了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机制；不仅仅是综合执法，还涉及由街道依法管理。“基层职责有很多，但最后权可能跟不上。所以权责要一致起来。”
不久后，蔡奇又专程到东城、西城调研，不仅检查工作成效，还与8位街道书记面对面了解情况，推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试点工作开展。他直指要义，“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要立足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管理、服务放到基层，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
今年2月，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建引领街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方案》，制定加强党对街道乡镇工作的领导、倡导党员参与社区（村）建设、持续推进社区减负工作等14项推进举措，并明确每项举措的责任单位及完成时限，赋予街道乡镇更多自主权。
各区则随着改革的推进，结合自身情况，不断完善机制，确保权责一致，让看得到的也管得到，打通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赋权”是改革的核心。
东城区街道“大部制”改革示意图
东城区施行街道“大部制”改革，街道机构从原来上下一般粗的25个科室和4个事业单位，精简为向下对口的“六办一委一队四中心”，29个部门精简成12个。新增加了街道职责清单准入制度，梳理形成106项街道内设机构职责清单，作为街道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的主要依据，把不应该加给街道社区的负担坚决挡在门外，使街道能够更加聚精会神地抓主责主业。
这下，不知道“哨在哪”“怎么吹”的杜娟有了底气，她对把“哨”吹好充满信心，“改革后，街道的管理范围和工作要求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变化，我们将积极与有关部门主动对接，把握好职能改变带来的新变化和新规律。”
“下沉”是改革的保障。
海淀区结合每条街巷特色功能、治理难度及重要程度选配“街巷长”。明确职责，细化工作流程，开展“岗前培训、岗中交流、岗后总结”。同时，全面整合机关干部、专职社工、执法人员、积极分子、志愿者五种力量，建立“街巷理事会”“街巷共管会”等组织，定期会商街巷治理难题。充分整合已有“大城管”工作体系、“双报到”机制、街区规划师制度等各类平台服务群众功能，构建“大家街巷、大家管理”治理新格局。
石景山区则在九个街道都成立了社会治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强化全权、全时、全管、全责的“四全”职能，将城管分队划归街道管理，抽调环保、安监、工商、公安、食药监、交通、消防等八个部门骨干力量组成综合执法组，派驻人员的党组织关系全部转入街道，由街道党工委行使管理权、考核权和任免建议权，率先实现了“街道统领、部门常驻”，极大提高了问题解决的效率。
实效：精准吹哨
群众满意是检验工作的标准。蔡奇在基层一线调研时多次强调，“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一种抓落实的机制。他要求，注重实效，把是否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群众获得感，作为衡量“吹哨报到”工作成效的标准。
各区不断探索，完善工作方法，让哨音响亮的同时，也提高吹哨质量，切实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
安贞路疏堵改造前后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