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于7月28日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麦贤得、马伟明、李中华、王忠心、景海鹏、程开甲、韦昌进、王刚、冷鹏飞、印春荣等“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八一勋章”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八一勋章”“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友谊勋章”位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最高层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八一勋章”，充分体现了对英模典型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
那么，八一勋章究竟有何来头？首批十位八一勋章获得者又都有何过人之处？
文|库叔
本文由瞭望智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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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同名勋章，来头不小！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八一勋章”这个名字并非首次出现。1955年进行的共和国大授衔大授勋中，金灿灿的“八一勋章”就佩戴在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前。而此次新设立“八一勋章”，也可谓中国勋赏制度回归的一个起点。
历史上的“八一勋章”，是1955年“三大勋章”之首。而这“三大勋章”，是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的时候，为表彰革命战争年代建立功勋的功臣而设立的。对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三大勋章”分别为“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每种勋章自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此外在勋章之下，还设立有“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
1955年2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标志着三大勋章从国家法律的高度完成了设立工作。
八一勋章和奖章均为襟绶。勋章无上挂，整体呈钝角五角形，各夹角间有饰纹。主体图案位于中间红色圆圈内，为闪光的“八一”军徽，即内嵌“八一”二字的金边红五角星。一级八一勋章为全金色；二级八一勋章中间主体图案、外圈五角为金色，夹角间饰纹为银色；三级八一勋章仅中间主体图案为金色，其余为银色。勋章背面为钢制别针，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级八一勋章”字样级编号。此外，每枚勋章配有略章（略表），规格为10毫米×25毫米，红底黄杠，一级一杠，二级二杠，三级三杠。
由上至下为一级、二级、三级八一勋章
1955年三大勋章的评授十分严格，以参加革命的时长和职务等级高低，以及是否一直坚持革命工作而无重大过失为依据的。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的评授对象资格最老，授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参加革命战争时间起算，以1927年8月1日至1937年7月6日计算。
具体来看，一级八一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师级以上干部。二级八一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团级和营级干部。三级八一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参加过长征和坚持各地游击战争的人员，具体标准是1935年10月20日之前参加红一方面军的连级以下人员、1936年9月30日之前参加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连级以下人员、1935年9月30日之前参加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连级以下人员、1937年7月6日以前坚持各地游击战争和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连级以下人员。八一奖章授予1937年7月6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但不符合勋章授予条件的人员。
由于战争年代干部档案制度不健全，或因战争原因遗失，档案记载不清的，就需要当年的上下级或同级来证明，并且在职务计算上有所变动，比过去规定更严格。因此，八一勋章的授予从1955年拖到了1957年才算完成。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授予朱德等131人一级八一勋章。经过两年细致的甄别，1957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决定，授予杨成武等47人一级八一勋章。1955-1957年间，一共颁发一级八一勋章178枚，二级八一勋章1467枚，三级八一勋章5339枚。十大元帅、十位大将、47名上将、67名中将、35名少将、3名大校和4名转业到地方的人员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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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八一勋章”大不相同
此番中国军队新设立“八一勋章”，结合已经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出新设“八一勋章”和1955年“八一勋章”的区别。
勋章地位不同。1955年的“八一勋章”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一勋章”，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并由国家主席授予，属于国家勋章。新设的“八一勋章”，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
授予方式不同。既然一个是国家勋章，一个是军队勋章，那么授勋者的名义自然不同。1955年的八一勋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授予的。而新设的八一勋章，则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授予。
评授范畴不同。1955年的八一勋章，可以授予转业到地方的原军队人员，例如冯白驹、周保中等在革命战争年代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将领，都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同时，1955年的八一勋章都只发给在世人员，没有进行追授。
而新设的“八一勋章”，则是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从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领导答记者问中可得知，这个范畴包括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现役官兵、文职人员、职工，公安现役部队官兵和部队管理的老同志。而且，2015年12月25日之后去世的人员可以追授，这是与1955年评授范畴的不同之处。
评授标准不同。1955年的八一勋章，是严格按照参加革命时间、任职级别高低来授予，革命时间越久、担任职务越高，自然获得的勋章等级越高。而新设的八一勋章，则是依据“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标准，由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现役部队提名推荐产生的。
评授时机不同。1955年的八一勋章，是结合军衔制实施，以表彰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人员为目的进行的。虽然评授工作一直到1957年才结束，但此后再未进行，不属于常设勋章。而新设立的“八一勋章”，根据2015年12月25日党中央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一般每五年授予一次。今年计划颁授10人。这表明新设立的“八一勋章”将成为人民军队的一枚常设勋章，在未来，更多的军队官兵都可以获得。
新设立“八一勋章”，不仅对部队是一种莫大的激励，而且也是丰富勋章奖章体系重要举措。自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到2015年年底通过《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中国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逐渐健全。“八一勋章”作为军队最高荣誉，与《意见》中提到的其他勋章一起，丰富完善了党和国家的勋章荣誉表彰制度。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在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八一勋章”的授予，将会激发出巨大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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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八一勋章获得者有何过人之处？
到底哪些人得到解放军这一最高荣誉？看看这十位八一勋章获得者的事迹，你就会理解“最高荣誉”勋章的重量有几何！
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麦贤得，是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钢铁战士（7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1、麦贤得：革命硬骨头、重伤不下火线的钢铁战士
1965年，18岁的麦贤得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海军战士。新兵训练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南海舰队某水警区611艇当轮机兵。
这年的8月6日，一个注定要写进中国海军战史的日子，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海战。然而，这又是双方势力不对等的对抗，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少将司令官胡嘉恒说，这次海战几乎不会出现悬念。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我军大获全胜；麦贤德，正是这场胜利中最为突出的战斗英雄。
这场“八六”海战中，作为新兵的麦贤得，在头部中弹、脑浆外溢、神志半昏迷的情况下，坚持战斗长达3个小时，与全体参战官兵一起，击沉来犯国民党军舰“章江”号，被誉为钢铁战士，成为全国学习的模范。1966年2月23日，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共青团中央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1965年8月6日凌晨，福建漳州东山岛附近海面，隆隆炮声响彻海天，我人民海军护卫艇群正集中火力攻击来犯国民党军小型猎潜舰“章江”号，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正式打响。
战斗中，参战611艇后左主机突然意外停车，艇上机电兵麦贤得立即跑去帮助启动机器。就在此时，敌人的2颗炮弹打进机舱，一发落在前机舱，另一发落在后机舱。巨响过后，正在机舱的麦贤得顿时觉得头部一阵剧痛，一块高温弹片打进他右前额、一直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他顿时失去知觉，感到天旋地转，全身无力地倒了下去……
此时其他轮机兵也都已经负伤，而611号艇开始下沉。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经过简单包扎的麦贤得，像百变金刚一样，又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但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因为鲜血和脑浆已粘住了他的眼角睫毛。
麦贤得依稀觉得前机舱的轰鸣声似乎减弱了，心里判断：很可能是前机舱的机器也被炮弹打坏了。他一步一步摸索走向前机舱，跌倒了就爬，过舱洞就钻。就这样，他在黑暗中坚强地回到了自己的战位。
麦贤得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阀门、一条条管道地检查。最后，他在几十条管路、数千颗螺丝里，检查出一颗拇指大小、被震松的油阀螺丝。麦贤得用扳手将螺丝拧紧，并用身子顶住移位的波箱、用双手狠狠压住杠杆，使损坏的推进器复原，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
麦贤得在头部中弹负伤、脑脊液外流的情况下，仍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坚持奋战3小时，直至战斗取得完全胜利。此役我海军先后击沉国民党猎潜舰两艘，击毙少将司令胡嘉恒以下170余人，俘虏33人。
战斗胜利了，麦贤得却倒下了。经过4次脑手术，他脑颅中的弹片才终于被取出。在手术后，麦贤得又以惊人的毅力，忍受巨大的伤痛很快地恢复了肢体功能，创造了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1967年12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了麦贤得等4000多名海军代表。随后，毛主席又在人民大会堂小会客厅单独接见了麦贤得。
2007年，麦贤得退休后，很多人都劝他好好休息、颐养天年，但他始终感恩党和人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奉献。
钟情书法的他，一直把自己写的“精忠报国”4个字摆在案头勉励自己，平时写得最多的则是“永作小小螺丝钉”。麦贤得如此写，也是如此做的。他积极发挥余热，每年都主动或应邀参加军地各种公益活动，到部队、学校、企业、厂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麦贤得还受邀担任多所大、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多次到广州番禺名智小学、汕头市东厦小学、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汕头大学等学校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让自己的母校--广东省饶平县汫北镇汫北小学学生有书读、读好书，麦贤得省吃俭用，筹资购买书柜、桌椅和各种各样的书籍，创建了汫北小学“英雄图书馆”，而且每个暑假都会定期为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如今，当年的钢铁战士麦贤得已年过七旬，白发苍苍，可他那军人的脊梁，依然是那样刚强、挺拔……
海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马伟明，是心系强军、锐意创新的科研先锋（7月27日摄）。
2、马伟明：心系强军、锐意创新的科研先锋
打开世界科学发展史册，从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动机的基本原理，到德国韦纳四兄弟大办工厂、研发电机并广泛推广应用，西方国家在电机领域一直领跑世界，其重大关键技术至少比我国先进几十年。
1978年，我国迎来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届高考。马伟明恰逢其时，被海军工程学院(海军工程大学前身)录取，并在毕业3年后重返母校攻读研究生。从此，痴迷于电机领域前沿研究且初露锋芒的马伟明，无论酷暑寒冬，“5+2”“白加黑”，没有休息日，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带领团队在科技兴军的征程上奋起直追、弯道超越，完成了从“跟跑者”、“并行者”到“领跑者”的转变，为我国锻造出一件件制胜深蓝的国之重器。
20世纪90年代初，在恩师张盖凡教授的指导下，马伟明带领课题组，用仅有的3.5万元，造了2台小型十二相发电机，在洗漱间改造的简陋实验室里开展研究。整整6个春秋，他们反复试验，在对数十万组数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终于成功研制出带整流负载的多相同步电机稳定装置，发明了带稳定绕组的多相整流发电机，从根本上解决了“固有振荡”这道世界性难题。
受此鼓舞，马伟明带领团队马不停蹄，再接再厉，先后研制出世界首台交直流双绕组发电机系统和高速感应发电机系统，确立了我国在舰船发供电系统领域国际领先的地位。
2001年，41岁的马伟明当选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可谓功成名就。许多人劝他该放松一点了，他却说：“只要稍微歇口气，别人就会跑到我们前面去。如果我现在不拼命，国家选我这个年轻的院士又有什么意义！”
舰船综合电力系统，是舰船由机械推进向电力推进转变的一次技术革命。
10多年前，马伟明的目光就瞄准这一目标。当时，国外的技术路线是中压交流。经过反复研判，马伟明提出了中压直流技术路线，先后3次召集国家顶尖专家研讨，得到的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英美等发达国家都没有选择这条路线。凭我国现有的条件，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的。”
“要做就做最前沿的！为什么非要等外国人做成了，我们才开始跟着做？”面对质疑，马伟明经过深入分析，毅然决定继续坚持往前走。10年攻关，10年艰辛。不服输的马伟明，硬是将这一世界公认的核心重大技术难题成功解决，实现了我国舰船动力的跨越发展。
在研究舰船综合电力系统的同时，马伟明又瞄准了另一项国际科技领域的尖端技术--电磁发射技术，但同样又引发了一轮质疑风波：“一个世界级科技大国历时20多年都没有取得成功的项目，你还要强攻硬上？”
马伟明认定，中国需要这项技术，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
8年之后，包括40位两院院士在内的100多位专家来参加科技成果鉴定会。面对马伟明的创新壮举，白发苍苍的老专家激动不已，泣不成声……
近几年，马伟明带领团队在电磁发射技术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创新成果再次进入“井喷期”，多型装备和技术属国际首创，全面推进我国传统武器装备向电气化变革。
放眼万里海疆，马伟明带领科研团队留下一连串闪光足迹。他们的关键技术研究成果，全部应用或转化为装备，实实在在提高了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培养出400多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先后获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军队颁发的科技创新群体奖、全军人才建设先进单位，被海军授予“创新强军马伟明模范团队”荣誉称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2次荣立集体一等功。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研究所墙壁上的一行大字，是马伟明与团队成员的共同心声。
空军指挥学院原训练部副部长李中华，是挑战极限、勇争第一的试飞英雄（7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3、李中华：挑战极限、智勇双全的试飞英雄
1983年，李中华从南京航空学院毕业时，决心投笔从戎，顺利成为空军从地方大学毕业生中招收的首批飞行员。两年后，他作为全优学员被分配到战斗部队，并很快完成了全部战斗大纲训练。1989年9月，空军从飞行员中选拔试飞员，李中华光荣人选，选择了与死神“对阵”，选择了一条不平坦的人生之路，他从事试飞工作23年，先后经历空中特大险情5次、空中重大险情15次。
说起他的这个选择，李中华说当年自己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我想着要好好做一些事，做一些对国家、对民族、对我们军队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这是李中华的远大志向，也是支撑他选择试飞、坚持试飞的强大精神力量。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志向，李中华才能一次又一次激情冲天，不停超越……
一次试飞任务中，意外在500米高度发生——
报警灯乍亮。飞机猛然向右偏转，瞬间由大侧滑进入“倒扣”状态，向地面坠去。500米、400米、300米……地面的麦田、河沟等景物迎面扑来，情况万分危急！“别动，我来！”后舱传来李中华沉稳的声音。选择挽救飞机，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弃机逃生的机会。悬在空中的李中华咬牙顶住剧烈的眩晕，全力操纵飞机。
蹬舵、压杆，飞机毫无反应。按下退出变稳系统的按钮，飞机仍无反应。按下操纵杆上的紧急按钮，飞机横向摆动却越来越大，飞速坠向地面。李中华急中生智，果断地切断了飞机电传操纵系统的总电门。飞机瞬间平静下来，恢复了正常操纵。此时，飞机距地面的高度只有200多米。
从飞机进入“倒扣”状态失去控制，到恢复操纵并改平，只有短短的7秒钟！
这一天是李中华与死神距离最近的一次过招，也险些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史上黑暗的一天。“要不是李中华的惊天一搏，我们将痛失2名优秀的试飞员，我军某型航空武器的研制也将滞后8年到10年。”提起当时的情景，时任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院长的沙长安至今仍心有余悸。
但在李中华看来，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敢于探险的人；每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挑战极限的英雄。中国空军要腾飞，也必须有一群情愿用生命为代价去搏击风雨的雄鹰！
国外研制新型战机，新品采用率通常不超过30%。而面对新品采用率远高于这一比例的歼-10战机，李中华明白：由此而成倍增加的风险对于勇敢的中国试飞员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计算机控制这样全新的技术，不是仅靠勇敢就可以征服的。我国新一代试飞员，已然是“知识型”的试飞员，他们不仅是新型战机的试飞者，也是设计研制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准确的称号，应该是试飞工程师。
李中华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试飞工程师”。他一头钻进集多项高新技术于一体的新型战机的每一个技术环节。在科研试飞的过程中，李中华发挥自己既懂工程设计，又精通飞行的优势，努力使自己成为部队飞行员与飞机设计师之间沟通的纽带，使飞机获得更好的品质与性能。
可以“飞出与计算机模拟一样完美曲线”的他，迅速成为飞机设计和试飞专家眼中“会飞行的工程师”。在歼-10战机试飞中，李中华先后提出10多项设计改进意见和建议，都被一一采纳。如今，给部队下发的飞行手册中，很多数据都是李中华率先探索出来的，极大地推动了歼-10战机及其他新型战机的试飞进程。
1997年9月，李中华奉命和他的老搭档李存宝驾驶变稳飞机，模拟歼-10战机起飞、着陆时的飞行控制率。如果试飞成功，这将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飞机第一次使用电传操纵系统着陆而被载入航空史册。
然而，在飞机下降到距地面只有1米的高度时，飞机意外发生振荡。
PIO(飞行员诱发振荡)！这是电传飞机常见的一种非常容易危及飞行安全的危险状态，而且又是在距离地面如此近的拉平阶段。关键时刻，李中华丝毫不乱，准确地作出了判断，并果断地告诉后舱的李存宝：切断变稳系统，用原机的操纵系统复飞。
飞机着陆后，李中华直率地提出这型飞机的纵向操纵增益过大，也就是飞机操纵起来过于敏感，建议设计者至少将增益减少三分之一。设计人员却认为，操纵灵活正是这种飞机的优点所在。“不能因飞机的机动性能而增加无谓的风险！”整整2天，从飞行曲线和飞行参数论证到地面模拟试验，设计部门最终采纳了李中华的意见，将增益减少了40%。
正是凭着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李中华先后完成57个一类风险课目，飞出了歼-10战机的6个第一：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限、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和最小飞行速度。也正是依据李中华和他的战友们从死神手中拿回来的数据，设计人员一步步使歼-10战机的多项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04年7月，李中华因为为歼-10战机最终定型作出重大贡献，荣立一等功。
96722部队71分队班长王忠心，是建功基层、爱岗敬业的优秀士官（7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4、王忠心：建功基层、爱岗敬业的“兵王”
火箭军某旅技术营班长、一级军士长王忠心，大家都敬佩地称他为“导弹兵王”。
王忠心的数十年军旅生涯，适逢战略导弹部队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滚滚洪流，第二炮兵加速发展壮大，武器装备不断换代转型，王忠心这位普通而又传奇的士兵，也将个人命运与部队团体、与时代大潮牢牢系在一起，不断奋斗、升华，在每一次转型期间辉煌跨越、勇立潮头，成功打出“转型王”的旗号。
有这样一组数据记录着他的价值：当兵31年，扎根一个连队29年，当班长28年，多次受到习主席接见，光荣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熟练操作3种型号导弹武器，精通测控专业全部19个号位，实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参与执行重大任务28次，操作和指挥发射多型号导弹武器，发发命中；培养和帮带出200多名技术骨干，40多人进入火箭军和基地技术尖子人才库……
2007年秋，王忠心所在部队挥师西北，执行实弹发射任务。在发射前的一次重要分系统测试中，一个信号指示灯一直没有显示。眼看发射窗口越来越近，紧要关头，王忠心临危受命，带领技术组排除故障。
只见他迅速打开相关的4张电路图，一边沿着线路推演，一边飞速地剔除着各种“不可能”。一个多小时后，王忠心把故障锁定在一块电路板上。一查，果然是这块电路板上一个电容被击穿了。换上新电容，指示灯显示正常。几天后，一枚新型导弹在西北戈壁腾空而起，直冲云霄，打出历史最佳精度。
成功并非偶然。从入伍的第一天起，王忠心就笃定一个信念：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最好，任何时候都要走在前列。为学好专业基础知识，他翻烂了《电子线路》《模拟电路》等初级教材；为啃下电路图这块“硬骨头”，他把十几米长的图纸化整为零，反复默画背记；为提高实际操作技能，他每次训练都一丝不苟，仅一个电缆插拔动作就练习上千次。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付出，王忠心终于成长为旅里有名的“活电路”“排障王”。
担任班长以来，王忠心始终以“把兵带好、把班管好”作为重要的职责担当。他带过的兵，可谓群星璀璨，12人当上了干部，6人走上旅团领导岗位，涌现出“科技练兵模范战士”徐海波、“全国优秀大学生士兵”高明等典型。
2009年，部队士官军衔制度改革后，王忠心成为我军第一批一级军士长中的一员。很多人认为他“躺都可以躺到退休”，但他仍处处严于律己、事事模范带头。2012年4月，王忠心出席基地党代表大会，一连3天早上准点起来跑步，还把招待所的被子叠成“豆腐块”。一同参加会议的代表感慨地说：“遵章守纪已成为王忠心的习惯和本能。”
2013年，王忠心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除了履行本职岗位职责外，他还坚持调查研究，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积极建言献策，主动播撒理论种子。
2016年底，达到士兵最高服役年限的王忠心本可以功成身退，但想起自己心爱的导弹事业，王忠心还是选择了继续服役。他说：“是组织培养了我。只要组织还需要我一天，我就要兢兢业业尽好自己的本分，为强军兴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景海鹏，是矢志报国、逐梦太空的英雄航天员（7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5、景海鹏：三度飞天、逐梦太空的英雄航天员
当那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公众面前，历史再次被景海鹏刷新——中国历史上首位第三次飞天的航天员。
打开景海鹏的方式有很多种，时间无疑是一把重要的钥匙。如果从1998年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那一刻算起，他坚守了整整10年，才迎来首次飞天。但此后，时间仿佛站在了他一边，一如航天员刘洋所说：“不曾改变的严谨，不曾改变的认真，不曾改变的勤奋，甚至不曾改变的面容和体重……”
作为中国首批航天员，景海鹏足够幸运。“神七”飞天，他与翟志刚、刘伯明漂亮地完成了首次太空出舱行走任务；“神九”飞天，身为指令长的他和刘旺、刘洋珠联璧合，让世界目睹了中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的精彩；作为“神十一”航天员乘组指令长的他，又与战友陈冬完成在太空驻留一个月的挑战。
景海鹏的“幸运”并非无缘无故。
1998年，景海鹏和杨利伟一起入选宇航员大队。当年1月进入北京航天城时，景海鹏已经31岁了，不仅要在5年内学完物理学、天文学、载人航天技术等30多门学科课程，还要进行8大类上百个课目的专业技能训练。
然而当中国人第一次飞向太空的机会摆在面前时，景海鹏却落选了。
面对落选，景海鹏没有任何怨言，他对同志们说：“我心里没有其他情绪，只是确定，我身上一定还有做得不足够完美的地方”。这期间，他把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也用于看书学习，晚上12点前几乎没有休息过。他更舍弃了许多爱好，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聚会，没有陪父母过一个春节，也没陪妻子逛过街。正是这艰辛的磨砺和严格的锤炼，让他一步步完成了从飞行员向航天员的蜕变。
2008年9月，景海鹏在与战友执行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时连续出现2个意外情况。一个是，乘组在按预定计划开启舱门时，却丝毫没有反应。而此时，飞船即将飞出测控区，必须尽快打开舱门，在下一个测控区完成出舱活动。
景海鹏他们用辅助工具撬了2次，刚打开一点缝隙，强大的压强又把舱门紧紧吸上了。这时，他们拼尽全力，用力一拉，终于打开了连接浩瀚太空的舱门！
航天员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第二个意外情况又出现了：舱里突然传来报警提示，语音不断重复：“轨道舱火灾！轨道舱火灾！”如果真的发生火灾，乘组就回不去了！景海鹏沉着冷静作出判断--应该是飞船的误报警。乘组果断调整步骤，冒着风险完成了太空行走，让鲜红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浩瀚太空。
已两度飞天的景海鹏并未停止高标准学习训练的步伐。2012年神舟九号任务结束后，4年的时光在景海鹏从未间断的勤学苦练中匆匆而过，等到2016年神舟十一号任务进入人们的视野时，即将50岁的他赫然在列。过硬的素质、丰富的经验、完美的成绩，让景海鹏在大家敬佩而服气的目光中，顺利入选飞行乘组。
在此次任务中，每天的计划都是满满当当的。太空养蚕、跑台试验、种植生菜……乘组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1点，有时甚至要到凌晨一两点。由于工作量大，吃饭时间总是一推再推。
地面上的领导和专家看到后，提议压缩工作量以保证航天员的营养和休息，但景海鹏和陈冬却说：“上一次太空不容易，试验任务再多我们也要把它完成好，我们不是上来睡觉的！”
就这样，他们加班加点，做完了所有实验。这次任务一共进行了38项科学试(实)验，他们严格按要求及注意事项一步一动，力争做到最好，如果数据不理想，都会重做一遍。每当地面上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们疲惫而兴奋地展示实验过程、汇报实验结果，心疼的同时，更是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骄傲。
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2020年前后，我国的空间站即将建成运营，那将是中国人在太空的美丽家园。景海鹏和战友们现在已投入到了紧张的空间站试验阶段的训练当中。景海鹏坚定地表示：时刻准备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努力为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奋斗终生！
景海鹏说，“选择继续飞行，理由只有一个——践行我们面对国旗的承诺。”
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军职常任委员程开甲，是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两弹一星”元勋（7月27日摄）。
6、程开甲：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两弹一星”元勋
1964年10月16日下午，程开甲静静地坐在试验场主控站里，表情从容。
苍茫的地平线上，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巍然耸立；铁塔下，一张大大的红纸上写着一个醒目的“响”字。
15时，突然，一道刺目的强光划破世界东方的天宇；随之，一声山呼海啸般的巨响从罗布泊深处传来，又向神州大地四面八方传去。当一朵蘑菇似的巨大烟云渐渐升高，很快从各测点不断传来数据，一切正如程开甲所预想的那样，原子弹准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此时的程开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学时代的程开甲，就被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强烈感染着，萌生了长大后科技报国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常常废寝忘食地学习，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浙江大学。
1941年，程开甲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5年后，在李约瑟博士的推荐下，他怀着一腔报国热血，开始远赴英国留学。
1949年4月的一天，在爱丁堡市报童的呼喊声中，程开甲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公然进犯中国长江，被解放军还击的炮火打伤了！满街叫卖的报纸，都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消息。程开甲眼中燃起了明亮的火花：“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他毅然放弃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的职务和高薪待遇，迎着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回到了祖国。
重归故土，程开甲感到格外亲切和兴奋。他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在南京大学物理系，程开甲协助施士元教授，全身心地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固体物理教材《固体物理学》，对我国固体物理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6年，程开甲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中共中央决定，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突破原子能技术。20世纪60年代初，程开甲被调到当时的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
在钱三强的具体指导下，程开甲起草了首次核试验测试总体方案，并在中央各部委和国防科委的支持帮助下，组建起相关学科、专业配套的核试验技术研究所。
面对核武器事业这一战略工程，程开甲十分注重培养人、带队伍。他要求科研和参试人员不要只做锦上添花的事，要丢掉“洋拐杖”，打破权威束缚，独立研究、创新攻关。经过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和试验，试验队伍中先后成长出10位院士，许多科研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
作为核试验技术总体负责人，程开甲心中只有试验任务，常常不顾生命危险。一次，程开甲乘飞机视察某试验场，起飞20分钟后，飞机一台发动机因故障停止工作，飞行员只好用一台发动机冒险迫降。对此，程开甲毫不在意，第二天，他又乘另一架飞机向“死亡之海”——罗布泊飞去。
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惊雷”，铸牢了国防盾牌，挺直了民族脊梁。罗布泊试验的每一次成功，都饱含了程开甲不懈的奋斗和奉献。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正是怀着这赤子之心，程开甲两易专业方向，奉献大漠20多年，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用青春和智慧铸造共和国的核盾牌。1985年，程开甲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4年，已96岁的程开甲获得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说：“当知道获得这一奖励时，我感到很意外。这应该是党和国家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只是整个团队中的一员，在此我代表这支光荣的团队和我自己，感谢党，感谢国家，授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我一生的心愿就是为祖国奉献一切，现在我仍要努力不懈，不老长青。”
在庆祝建军90周年之际，程开甲迎来了99岁生日。历经近百年的风风雨雨，这位世纪老人依然心系科学研究和国防科技发展，依然保持着一名战斗者的姿态，孜孜不倦，奋斗不已……
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政治委员韦昌进，是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战斗英雄（7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7、韦昌进：舍生忘死、血战到底的战斗英雄
2017年7月上旬，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征兵办公室，一位戴着眼镜的军人，正与准备应征入伍的青年们交流。他一边解读有关政策，一边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曾经的战斗故事，引得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他，就是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的韦昌进。他，身残志坚，身上还留有4块无法通过手术取出的弹片；左眼受重伤被摘取，安装了一只义眼，右眼视力也很差。
他，被称为“活着的王成”！
电影《英雄儿女》中，孤军作战的志愿军战士王成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通过报话机向指挥部高喊“向我开炮”，每个人心中总是感到热血沸腾，并且疑问是什么精神能让中国军人在生死面前如此凛然，如此豪迈！有人认为，王成这个名字是一个英雄符号，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中国军人的壮举。
但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一位年仅20岁的青年战士，竟做出了与王成一样的英雄壮举！他就是韦昌进。
1985年3月，他随部队参加边境作战。7月19日早晨5点多钟，天刚蒙蒙亮，敌军以2个营加强1个连的兵力，向韦昌进坚守的阵地猛烈进攻，不一会，敌人的炮弹密集地在韦昌进所在的6号哨位周围爆炸。爆炸声未落，几百名的敌人像潮水一般向阵地哨位爬上来。眼看敌人就要冲破防线，韦昌进和战友冒着炮火，冲出猫耳洞。激战中，他被弹片击中左眼、穿透右胸，仍强忍剧痛坚持战斗。
当身边的4位战友相继倒下后，他毅然用报话机向上级呼喊“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啊！”用生命引导炮兵先后打退敌军8次连排规模反扑，独自坚守战位11个小时，牢牢守住了阵地，被媒体和官兵誉为“活着的王成”。
战斗结束后，韦昌进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荣立一等功。
韦昌进在边境自卫防御作战中的这句“向我开炮”，让无数敌人闻风丧胆，让中华儿女为之骄傲；30多年过去了，韦昌进不忘初心，始终视军人荣誉高于生命，战场归来，他继续冲锋，不改本色。在连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韦昌进注重培育官兵的战斗精神，连队党支部被原济南军区表彰为优秀党支部；在院校当教员期间，韦昌进每年都要给新学员作报告，带出的学员个个都像小老虎；在人武部任政委期间，韦昌进带领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深入厂矿企业、渔船码头、田间地头，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2009年9月，韦昌进被提升为师职领导干部，有人劝他“歇歇脚”。对此，韦昌进有自己的考虑：个人的成长进步得益于组织的关心厚爱，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肩扛责任和使命干工作，不愧对组织，不愧对荣誉，更不能愧对“党员”这个称呼。
下基层检查工作时，韦昌进坚持在部队内部食堂就餐，不收受纪念品，要求下属严禁打着他的旗号办事，严禁代收礼品。韦昌进说过：“当前社会上有一些不良风气，面对复杂环境，我要管好自己。”
在很多人看来，韦昌进“不太好说话”“火药味”浓。谈起大家的议论，韦昌进有自己的看法：“传言倒是不假，我确实‘不太好说话’，一是对敌人，二是对工作，三是对作风。”
2014年，韦昌进牵头抓本单位训风演风考风、基层风气、行业风气、清人清房清车等“8个专项清理整治”，正是他坚持原则的本色，在清退不合理住房，纠治房地产租赁项目，整改超标办公用房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调任现职枣庄军分区政委后，他半个月时间就跑遍了8个单位，晚上加班分析研究单位全面建设情况，不改当年冲锋的姿态。
这就是战斗英雄韦昌进，战场上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了祖国不怕粉身碎骨；和平时期，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战斗精神，弘扬光荣传统。他视荣誉如生命，骨子里始终流淌着不屈不挠的军人血性，身上始终充满着铮铮铁骨的英雄气概。
武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某支队支队长王刚，是赴汤蹈火、冲锋陷阵的反恐英雄（7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8、王刚：赴汤蹈火、冲锋陷阵的反恐英雄
天山山脉，冰峦环峙，群山突兀。突然，一阵清脆的枪声在深山雪原处响起。
“注意隐蔽，快速接近！”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一队全副武装的特战队员呈战斗队形向目标点搜索前进。谁料，没走几步，一梭子弹迎面射来……
这不是影视剧中的镜头，也不是演习演练的场景，而是一次生死较量的反恐战斗。这名指挥员就是素有反恐勇士之称的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支队长王刚。
个头不高，干练利索;说话不多，嗓门不小……王刚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并无特别之处，唯独让人难忘的是那犀利的眼神。这是一种难用语言形容的眼神。在硝烟弥漫的训练场上，炽热的双眸充满练兵打仗的渴望;在生死未卜的战场上，锋锐的目光中溢满决战决胜的自信……
用官兵的话说，王刚的威名是战场上打出来的。
从战士到干部、从排长到支队长，当兵26年来，王刚始终奋战在反恐战斗最前沿，先后经历15次生死战斗，荣获15枚军功章，荣膺第十九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已经45岁的他，还保留着支队和总队的几项纪录：单双杠训练第一名，5公里越野第一名，对移动目标的快速精准射击第一名；所带官兵有百余名在反恐战斗中荣立一、二、三等功……成为令暴恐分子闻风丧胆的“反恐尖刀”。
2015年9月的一天，一伙暴恐分子杀害数名群众、抢夺枪支子弹后，窜进人迹罕见的天山峡谷，藏在半山腰三角斜面的山洞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危急之下，王刚果断下令：“盾牌手掩护，投弹手、步枪手，跟我上！”瞬间，枪声大作，火光四起，暴恐分子成了“瓮中之鳖”！
还有一次战斗中，时任特勤中队中队长的王刚突然接到命令：几名暴恐分子藏匿在一座平房内，利用自制炸弹和土枪负隅顽抗。王刚主动请缨，带领特战队员强行突击。冲在最前面的王刚一进屋，便看见离他不到1米的地方有一枚土制炸弹冒着白烟。他临危不乱，一把将身边的队友推到屋外。所幸，炸弹未爆。随后，特战队员交替掩护，将这伙丧心病狂的暴恐分子一举歼灭。
任中队长时，他圆满完成捕歼战斗；任大队长时，他多次带领官兵完成抓捕战斗；任副支队长时，他指挥官兵成功处置多起暴恐事件；任支队长时，他指挥官兵打赢了高原山地围剿战斗。
一次次冲锋陷阵，一次次凯旋而归。“反恐尖刀”的称呼不仅是战场上打出来的，也是王刚身为指挥员身先士卒拼出来的。刚任支队长时，王刚立下誓言：“要求大家全部训练课目达标，我首先坚决做到！”一个月后，王刚与官兵共同参加考核，所考课目全部优秀，所有官兵都被震住了。从此，一股训练热潮在支队兴起。当年底，支队首次摘得了武警部队“军事训练一级达标单位”的桂冠。
作为领导，他处处以身作则，“看我的”“跟我来”是王刚常说的话。对支队官兵来说，这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立身为旗的激励感召。率先垂范犹如一道无声命令，比有声命令更能让战士信服，更能带动士气。这些年来，王刚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学习上，他刻苦勤奋，自觉做到比战士先学一步;在训练上，他勇于争先，做到能力素质比战士更全面一点;在完成任务上，他冲在前、抢在先，做到敬业奉献比战士更投入一些。
一次战斗中，王刚带领特战队员搜索时，突然传来几声枪响。王刚在提醒队友的同时，下了死命令：“你们只能跟在我身后，任何人不能超过我！”
清脆的枪声此起彼伏，王刚始终匍匐在队伍的最前面，第一个冲向山洞，第一个近身投掷催泪弹。
回想起那场战斗，特勤中队代理排长王永强感慨地说：“有这样的领导带我们上战场，心里就有底气。即便粉身碎骨，我们也心甘情愿。”
原81032部队副军职调研员冷鹏飞，是冲锋在前、英勇果敢的战斗英雄（7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9、冷鹏飞：冲锋在前、英勇果敢的战斗英雄
1933年，冷鹏飞出生在湖北省浠水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还是孩童的冷鹏飞就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让天下穷人得解放。
1956年，冷鹏飞实现了当兵的愿望。2年时间里，冷鹏飞成长为部队的防化技术能手。
1959年，冷鹏飞通过刻苦自学考入当时的解放军防化兵学校。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原部队任侦察排长。2年后，他走上了连长的工作岗位。在师里组织的评比中，他所带的连队以全优成绩夺得标兵连，他个人也被评为标兵连长，并破格提拔为营长。
回顾这段经历，冷鹏飞曾在日记中写道：“以后无论职务如何改变，但心想连队不变，深蹲连队不变，工作落实到连队不变！”
1969年3月2日，敌军悍然入侵我领土，我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时任营长的冷鹏飞所带部队就在前沿阵地，他积极组织准确有效的炮火反击。在上级统一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起击退了来犯之敌，取得了首战胜利。
3月15日清晨，敌军又一次侵入我边境。冷鹏飞闻令带一个加强排迅速登岛，指挥岛上我军部队共同歼敌。为便于侦察和指挥，冷鹏飞把指挥位置前移到了敌炮火打击范围内，首创用火箭筒超近距离打击敌装甲目标的战例。
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冷鹏飞指示配属炮连代理排长杨林带领2门无后坐力炮“往前靠、放近打”，同时命令二排长张印华组成火力掩护小组配合攻击。
11时52分，又一轮冲上来的敌装甲车用机枪疯狂射击，冷鹏飞左小臂中弹折断，仅靠一点皮肉与上臂连接。他侧卧在雪地上继续指挥战斗，最后在上级多次催促下，才将岛上的指挥任务交给了友邻部队同志。被送去后方救治时，冷鹏飞由于失血过多，已处于昏迷状态。
在这次自卫反击战斗中，冷鹏飞指挥守岛部队与敌军激战9个小时，顶住了6次炮袭、3次进攻。1969年7月3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作为战斗英雄，冷鹏飞战后又随部队辗转移防到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先后担任团长、师副参谋长、师长，后升任至陆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副军长。1988年9月，冷鹏飞被授予少将军衔，直到1993年退休。
跟冷鹏飞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他的眼里总有炮火硝烟中对敌人的警觉，他的心中总有冲杀突击时爆发的血性与豪气。
一次，冷鹏飞带着指导组跟随一个团进行战术课目观摩，为检验这个课目步兵的训练强度和战术动作难度，他要求所有指导组成员不乘汽车，并率先背上和战士们一样的负重，徒步跟随部队强行军15公里。由他钻研创新的“抗击敌坦克进攻系列战法”，对部队训练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战时是英雄，和平时期照样是模范。每次下部队，冷鹏飞都坚持“三不准”原则：不准迎送、不准招待、不准陪吃。他说：“领导干部自己搞特殊化，在战士们面前，还有什么资格指挥部队呢！”
冷鹏飞还有鲜为人知的故事，1954年6月，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强度有点类似于1998年的大洪水。在他们那个地方，县里也组织大家上江堤进行抗洪，并成立了抗洪抢险突击队和突击大队，他被任命为突击队队长和突击大队副队长。当时，风高浪大，险情不断，他带领突击队员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有一个地方江堤出现了缺口，眼看填堵物扔下去就被大水冲跑了，千钧一发之际，他和队友们以“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气魄勇敢跳入滔滔江水中，手挽手结成了人墙，硬是用身体挡住了湍急的洪水。终于取得了抢险的胜利。
1993年，冷鹏飞退休。20多年间，他先后担任几十所中小学校的课外辅导员，义务为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50余场；自制40余块教育宣传展板，30多次巡回各部队为3000余名官兵作报告、搞座谈。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支队长印春荣，是独具虎胆、出生入死的缉毒英雄（7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10、印春荣：独具虎胆、出生入死的缉毒英雄
云南与毒品泛滥的“金三角”毗邻，既是阻击境外毒品内流渗透的西南门户，也深受毒品侵害。
印春荣就出生在云南边境，从小到大，许多因毒品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经常在他的身边发生。因此他嫉“毒”如仇，“我们在边境多查一克毒品，多抓一名毒贩，百姓就少受一份害！”这是印春荣的坚定信念。
印春荣说：“当电影《无间道》在全国热播的时候，我正在厦门上演真实的‘无间道’，那时我的身份是‘三哥’。”
在缉毒斗争中，印春荣数百次深入形势最复杂、毒情最严峻的边境一线，一次次把贩毒分子绳之以法；凭着非凡的胆略和过硬的本领，数十次面对毒贩枪口，30多次乔装打入贩毒集团内部卧底侦查。
1998年10月，已经在保山边防支队当了15年军医的印春荣临时在一桩缉毒案件中充当一次“毒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凭着超人的机智和勇敢，打入贩毒集团内部的他，不仅缴获了数万克毒品，还一举破获了一个特大跨国贩毒集团。从此，印春荣开始了他极具传奇色彩的缉毒生涯。
2002年5月，印春荣乔装成“马仔三哥”只身与毒贩见面，对方不仅枪不离身，还有保镖护卫。面对不利局面，他与毒贩斗智斗勇，最终将毒贩引入包围圈。穷凶极恶的毒贩拔枪拒捕，他赤手空拳夺枪制敌，与战友一道将2名毒贩生擒，当场缴获冰毒53公斤，摧毁了一个带黑社会性质的贩毒集团。
2003年11月，印春荣冒死打入国际贩毒集团内部，先后辗转3省7市，与2名毒贩同吃同住19天，获取并发出了案件关键情报，最终将日产20公斤的冰毒加工厂打掉，缴获毒品231.86公斤、毒资695万元。
1998年以来，印春荣作为侦办主力，先后破获贩毒案件323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46名，缴获各类毒品4.62吨、易制毒化学品487吨、毒资3520余万元，个人参与缉毒量创公安边防部队之最；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2006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2014年8月，印春荣提任云南省普洱市公安边防支队支队长。3年来，印春荣先后30余次率团与越南、老挝、缅甸边防部门会晤；组织成立“智慧边防”智库小组，经过30多次调研论证，在边境一线建成集数字沙盘、远程指挥、无人机巡逻、移动终端核查等为一体的数字化边境管控体系，竖起一道全方位、全时段监管的智能国防屏障。
在印春荣带领下，普洱边防辖区治安案件发案率比3年前下降67%，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40%，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满意度达100%。
在基层走访时，印春荣看到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异常贫困。他多方奔走、呼吁、协调，在西盟县力所乡建立了“依网爱心”传递站，为群众募集到78万元的扶贫物资；争取到32万元经费，在西盟县、江城县分别建设了爱民茶叶加工厂、黑山羊养殖两个脱贫项目，使辖区贫困群众家庭的收入连年翻番。
结婚23年来，印春荣和爱人长期两地分居。一次儿子生病、岳父住院，妻子请假带着生病的儿子到昆明照料老人。当时印春荣正在昆明办案，几次从医院门前经过都不去看望。妻子得知后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丈夫是怕家人被犯罪嫌疑人“反侦查”盯上，既可能导致案件侦办失败，还可能殃及家人。直到那时，妻子才真正明白丈夫一直从事着高危工作，也逐渐懂得了丈夫的大义与大爱。
走上领导岗位后，经常有搞工程的地方老板邀请印春荣吃饭喝茶，但他坚决不去，从不让老板进他的办公室和家门。曾有毒贩当面给他一张485万元的存折，求他手下留情，被他断然拒绝。
缉毒战场出生入死、军旅生涯勇于担当的印春荣，用实际行动奏响了一名公安边防军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谱写的时代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