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村民走过来，并主动向我们解释：“大集体时我们挖出过很多石条，都用来盖牛屋和修塘坝了。我们早就知道下面有东西，祖上都是这么说的。”村民所说的东西是他们当作宝贝看的各类古代器皿。该遗址发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铁器、铜钱、石器、骨器等文化遗物。其中瓷器最多，有碗、盘、盏、盆、钵、罐、壶、瓶、坛、瓮、盒、盂、盏托、枕、瓷塑、铃等二十多种器物，制做时代涵盖了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八个朝代，源自全国南北方寿州窑、越窑、钧窑、定窑、烈山窑二十多个著名窑口。出土陶瓷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在中国整个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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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淮北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中见到了这些瓷器。负责人说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运河瓷”远不止柳孜遗址发掘出土的这么一点点。遗址沿线出土的“运河瓷”，保守估计也有数十万件。其中一小部分被文博单位收藏保管，其余绝大部分都流散在民间收藏爱好者手中。大量的陶瓷器皿深埋于地上，皆因洪灾所致。黄河平均几年泛滥漫溢一次，以黄河水为水源的通济渠深受其害。在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宋史》中有案可查的“汴河决溢”记载就多达15次。另外，由于贡御与漕运的时限紧迫，平时的事故率也很高。唐宋时每船可运瓷器几万件，通航七百年，洪泛百余次，大运河中沉没的陶瓷遗存，无法估算。
柳孜遗址的重大发现远不在这些瓷器上。在考古发掘中，专家们发现在石筑构体之下及其周围，压覆着8条唐代及其以前的沉船。这些沉船相互挤靠、叠压在一起。唐及其以前的沉船，如此密集地分布在柳孜遗址的探方内，定格了一幅“半天下财富，悉有此路而进”的“漕运繁忙图”，三维地记载了历史上通济渠的静止瞬间。编目为1号的沉船，船头、前舷壁板和舷顶纵桁缺损相对比较严重，而船的底板后舱和拖舵保存较好。这个尾部拖舵，是原始手握舵到北宋垂直转向舵的过渡型舵，拖舵的结构形式为中国古船考古的首次发现，验证了拖舵的使用是中国造船技术的一项发明。它作为中国航运史、也是世界航运史发展的见证，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古船研究专家称它为“淮北舵”。2号、3号船体是两艘用硕大的原木整体雕凿而成的独木舟，残损十分严重。独木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江南地区较为普遍，一直到唐代仍然存在的这种独木舟在淮北地区发现，真是一个奇迹。4号沉船，虽然只有残存的首部地板和右舷侧板，仍能氢气地看出木质坚实，硬度高，结构厚重完整。值得一提的还有6号沉船。它是一艘大中型运输船，船体保存有8根肋骨，船板则为坚硬的香樟木，制作工艺技术之精良，设计之合理，完全能够代表唐代造船工艺技术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