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赖拒不执行判决，还钱遥遥无期，阮齐林认为，我国刑法对于这样的问题，无论是执行遇到抗拒、转移，还是执行方面存在失职，其实都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在浙江杭州上城区人民法院，为了破解执行难问题，就专门成立了执行指挥中心。
上城区法院法警大队副大队长游旭介绍，指挥中心的先进设备，可以让他们对所有案件被执行人的财产、车辆、银行信息进行集中查控，并且与全国法院联动，解决了案多人少问题。通过委托平台，可以达到全国法院一盘棋、全国法院联动的作用。这是破解执行难的一项很大的举措，解决了案多人少的问题。
对于执行难问题，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刘红兵认为，目前我国强制执行，靠的还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没有相关的强制执行法。刘红兵建议，在强制执行方面，能否参照其他国家，有一条单独的强制执行法，效率会更高。刘红兵说：“我国的强制执行，目前民事诉讼法有一章的规定，但非常有限，实施中的大量问题都没有得到体现。最高法院发布的一些文件效力层级比较低，而且我国强制执行法到现在没出台。”
刘红兵认为，判决得不到执行，只是一纸空文。大量的执行不到位，违法的人获利，守法的人受到损害，反而会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起到负面影响。而日常对失信人的惩戒，目前几乎全靠法院，导致目前执行难问题的解决远远称不上完美。执行难最终的原因是社会的诚信度低，违法失信的成本低。完全靠法院解决问题，肯定不现实。解决执行难必须要有一种综合治理的格局，相关部门要协力治理失信，外部的大环境才会好。
全国法院2016年、2017年受理执行案件1189.96万件，执结1156.2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2.83万亿元。这是在2016年3月，最高法向全社会作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承诺后取得的成效。
最近两年来，全国各级法院以及相关部门也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努力，比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民，被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等。“老赖们”时时受限、处处受阻，近年来有280万的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但是，这两三年来的成效，能否成就一种遵纪守法、服从裁判的社会风气，还有待观察。包括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以及其它行政部门在内的机构，如何才能建立一种社会全员信仰法治的科学、长效机制，也还有待进一步合力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