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执行难的关键在于顶层立法，让守信成为一种自觉。”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认为，有必要从顶层法律制度设计入手，通过立法提高拒不履行判决的成本，迫使大部分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判决，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上，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时，建议趁势出台强制执行法。
执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解决执行难是破除公平正义最后一道藩篱。如果胜诉当事人因执行难而无法兑现司法判决确认的权益，那么就等于公平正义打了“白条”。也正因执行对实现公平正义的极端重要性，2016年，最高法院掷地有声地作出庄严承诺，力争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三年来，全国各级法院攻坚克难，共执结1936.1万件案件，到位执行款4.4万亿元，交出了一份满意的基本解决执行难答卷，令人倍感欣慰。
不过，在欣慰之余也应看到，执行难的根本解决仍在路上，不少“老赖”拒不履行判决义务的行为仍普遍存在，以致执行难成为掣肘法院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因此，如何更有效地破解执行难，显然已是一道必须给出答案的考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趁势出台强制执行法，以法律的兜底推动执行难的根本解决，无疑抓住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牛鼻子”，可谓正当其时。
从本质上讲，部分“老赖”规避甚至抗拒执行，缘于诚信的缺失。而诚信缺失的背后，则是整个社会信用惩戒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社会氛围没有完全形成。在此种语境下，通过立法的形式，以法律的强制力保障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就势在必行。毕竟，法律是社会治理的纠偏器，对于执行难的解决而言，只有依靠法律的强制威慑，才能激活解决执行难的“一池春水”。否则，即使再怎么努力，都有可能让执行难“涛声依旧”般长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