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供给侧的减速因素应该指以下已经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第一，劳动力短缺会带来工资过快上涨，且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速度，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提高，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会下降；第二，随着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每年带给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总量随之下降，劳动力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会下降；第三，随着劳动力短缺严峻化，加上过去投资过度等原因，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在迅速下降；第四，农村16岁到19岁人口，即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此后这一群体数量呈负增长，这意味着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增长速度下降，作为全要素生产率一种组成部分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以上因素放到一个经济增长模型中，很自然能得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下行趋势。这些因素，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会表现为任何平台性质。长期来看，我们预测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长期下行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如果没有明显的大幅度改革效应，自然趋势将是下行。即使这样，直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可维持在3%以上。
而如果相关领域的改革可以取得明显的效果，如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生育率、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可以达到“更好结果”，即未来下降得更加平缓，甚至在一定时期相对稳定。从这点来看，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稳定在中高速平台上的说法，理论上说得通，但在实践中，改革效应可能只是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斜率，并不一定表现为一个稳定的平台。
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中国证券报：未来一段时间，防风险和加强监管将成为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基调。中国经济在短期和长期分别会遇到哪些风险？未来将如何完善金融监管？进一步看，稳增长和防风险该如何兼顾？
蔡昉：可以设想一种情景，假设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认为经济增长减速是周期现象，即由于处于周期的低谷上，实际增长率尚未达到潜在增长率。因此，大家会想办法创造一个“新周期”，努力回到潜在增长率上面。此时会出现两种情形。第一，习惯用传统应对周期的办法，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努力将贷款发出去换取GDP增长，从而造成信贷膨胀，流动性过剩。第二，实体经济领域的当事人明明白白地看到，由于比较优势转换，传统竞争力丧失，订货量使其不能维持原来的经营规模，遍寻新的投资领域也赚不到钱。于是，他们倾向于寻找与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关的领域，譬如股市、房地产或者其他理财领域去投资，则会导致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