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首先我们应该认同和接受中国经济减速是正常现象，即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表明，即使按照目前趋势，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是缓慢的，可以在很长时间里被称作“中高速”。即便有一天，像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所说的那样，回归到均值，即降到3%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那也是到本世纪中叶的事情。因此，判明中国经济的减速不是周期现象，只要不采用刺激手段，就能够保持稳定。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用应对经济周期的办法去刺激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淡化GDP增长率这一指标，更加强调增长质量和效益，经济就完全能够稳得住。
不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并未充分得到利用，现实中尚有诸多体制、机制弊端妨碍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通过改革消除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可以取得实际增长速度的更好结果。研究表明，凡是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供给、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改革，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虽然这并不能改变增长率长期下行的总趋势，但改革可以使减速更缓慢，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时间更长。
总体来看，改革、稳定、增长之间的一致性和互相促进关系，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形成的。要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不是周期现象，不盲目出台刺激政策，就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就实现了稳定这个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挖掘潜在增长率潜力、赢取改革红利，就可以争取更好的经济增长结果。做到上述几点，改革、稳定、增长三者之间就完全可以相容，不会是“不可能三角”，而是一个在稳中求进总基调统领下，能够行稳致远的稳定三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力度之大、效果之显著都是前所未有的。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企稳就包含着改革红利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是不必要的。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城镇化形势？未来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有哪些？如何打破这些难点？
蔡昉：此前做过比较，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城镇化速度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快的。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度有关，也与我们所处的人口转变阶段有关。因此，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这个速度趋于减缓。例如，2000年至2010年期间，每年外出农民工增长率为6.9%，2014年下降为1.3%，2016年仅为0.3%。虽然城镇化减速没有那么明显，但近年来的城镇化速度，包括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幅度，更多的是靠县改市(区)、乡改镇、村改居等行政区划口径变化所维持。我国的城镇化并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更重要的是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