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美国经济增长近来表现转好，二季度明显回升，而PMI指数显示短期内仍旧向好。在失业率维持低位，通胀水平有支撑的情况下，美联储四季度加息的可能还是存在的。而美联储的缩表也将在四季度拉开大幕，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将以100亿美元/月的速度缩减。从目前美联储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上看，缩表对于流通环节中的货币影响有限，主要影响在于可能抬升利率，从而对欧元区货币政策形成压力。在利差和缩表等因素的共同驱动下，未来美元存在阶段性走强的可能。近日特朗普已公布减税计划，尽管存在不同的声音，但减税实施的可能性较大，对提振市场信心会有帮助。
综上，未来中国经济已难以再上两位数增长，但仍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平稳运行。中高速增长将成为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基础性因素。中国资本流出的压力将中长期存在，而境外对境内各类投资包括金融投资的需求虽将继续增长但增速可能放缓，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将是形成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而一定规模的经常项目顺差将对此形成对冲，但随贸易趋向平衡所带来的顺差减少，这种对冲能力面临逐步减弱的态势。而在资本流动方面的针对性管理，尤其是必要时的非对称管理将减轻资本流出对人民币形成的贬值压力，促使人民币汇率在可接受的区间内波动。美元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出现的阶段性上下摆动，将成为人民币双向波动的基本市场推动因素。在这三大变量中，包括直接投资和金融证券投资的资本流动管理，是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管理中相对可控的因素，因而也是未来一个时期人民币汇率管理及其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的关键。
四、未来人民币汇率如何演绎运行区间
汇率在一定时期内出现波动是汇率市场化的主要特征。由于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使投资者习惯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8·11”汇改强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日收盘价，汇率市场化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2015年12月，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参考上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双参考定价模式形成，从而较好地平衡了汇率弹性和稳定汇率预期的目标。2017年初，央行决定将CFETS篮子中的货币数量由13种增至24种，下调了美元占篮子权重的比例。2017年5月，中间价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中间价影响因素变为“三足鼎立”，有效对冲了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汇率调控的自主性得到增强，同时有助于瓦解市场上强烈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及其所带来的羊群效应。经过四次调整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更加完善，为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和合理波动提供了重要条件。然而只有经过长期的双向波动，才能使市场真正接受人民币能涨能跌、能上能下的理念，当然这需要政策持续加以培育。未来改革需要紧紧围绕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展开，条件成熟时可以适度扩大汇率波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