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今年以来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变化与管理的规范和加强有关，特别是抑制了不合理的对外投资和规范了个人购汇。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开放总体是在推进过程中，但由于市场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政策相应进行了针对性调整，这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选择。2016年我国直接投资由长期的净流入变成净输出，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办企业和收购兼并，有很多是出于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但也有一些可能仅仅是出于把资金转移出去的目的，其实质是资本外逃。近年来服务贸易的逆差规模越来越大，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由资本流出带来的。比如居民运用换汇额度去境外购买房产和购买股票，其行为事实上是一种投资，但从国际收支统计来看，却发生在服务贸易项下。这是近年来资本流动出现迅速变化并超出市场预期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这种新形势，监管部门收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核，不合理的、虚假的对外投资行为受到明显抑制。新年伊始，外管局就出台个人换汇从严管理新规，要求个人换汇资金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下支出。今年以来经常项和资本项下一系列审慎管理的举措是国际收支再次出现双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宏观经济和市场运行向好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重要基础。今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上平稳向好，上半年实际GDP增速6.9%，名义GDP增速则达11.4%，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改善超出市场预期，有助于增强人民币走稳的信心。上半年出口总体向好，对于GDP同比增长的作用结束了连续两年的拖累转为正向拉动。出口疲软往往是人民币高估的重要体现，虽然中国出口的实际波动更多地来源于外需而非汇率，然而出口的持续回升有利于消除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担忧，对人民币走稳起到支撑作用。
中美利差和风险溢价往往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变量。去年底以来中美利差中枢值便进入持续上升的通道，9月份以来中枢值的利差更是达到150个BP左右。从风险溢价上看，人民币资产的系统性风险有所下降。表现为，在持续六年的经济增速放缓下，产能出清状况和供需结构改善程度超出市场预期；在去杠杆叠加严监管下，金融业杠杆水平明显下降，资金脱虚入实的可能在不断上升；房价上涨势头已经被抑制并走向相对平稳，而地方政府债务则在合理区间内运行。上述利差和风险状况均对人民币稳定和阶段性升值起到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