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郭海
经历了次贷危机爆发的本·伯南克被称为美联储运气“最不好”的主席，接任者珍妮特·耶伦就显得轻松多了。金融危机爆发后，两位主席与美联储怎样一起走过了这艰难的十年？
“老学究”遇上大萧条
这得先从伯南克说起。伯南克生于乔治亚州的一个犹太裔中产家庭，成长于十分传统的犹太文化。他决定去哈佛念书时，父母很不放心，理由是他们觉得伯南克去了那里“会失去他的犹太身份认同”；伯南克和他的妻子Anna Friedmann也是相亲认识的。伯南克任教于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长达17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院派。
“我很书呆子气、害羞，喜欢自己一个人想问题。”伯南克这么形容自己。
美国经济学学界素有“淡水”和“咸水”两大阵营。“淡水”即芝加哥学派，对一切制约市场自由的条条框框持怀疑态度；“咸水”由如伯克利、麻省理工和耶鲁大学等坐落在东西海岸的学府组成，他们认为，政府必须主动对市场进行干预。两者相当于在中国经常辩论的张维迎和林毅夫（支持政府干预的林却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
作为一位专注研究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的经济学家，伯南克自我定位为一位新凯恩斯主义者。他和他的凯恩斯主义同行都坚信，通过调整利率、税收、公共开支，以及运用一定的货币政策，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是可规避的。
2006年，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当时美国房价飞涨，伯南克保守地认为，这并非泡沫经济的迹象。事实证明他错了。2008年9月，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宣布破产，金融危机一触即发。一开始，美联储还是用降低利率的老办法，但接近0的利率也没能让美国经济有任何起色。伯南克开始意识到，他研究的课题，大萧条，很有可能在他的任内重演。
温和的“老学究”被迫采取激进的对应措施，抢救岌岌可危的金融体系。2009年春，一系列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横空出世，其中包括伯南克的“杀手锏”，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即QE）。量化宽松即美联储通过购买商业银行债券资产的方式，对其注入现金流。在2009年，美联储每月花费850亿美元购买各大即将垮台的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美联储拥有9000亿美元的资产；而到2013年底时，它拥有的资产史无前例地已膨胀到了34兆美元。
配合上超降低利率政策（2008年后美国的利率创下了1950年代以来的新低），伯南克的措施使得美国的房产与汽车工业得以回血，继续运作。在美联储的带动下，英国和日本也相继使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商业银行打了量化宽松这剂强心针后，得以继续向公司贷款。如此一来，美国避免了企业大范围倒闭的风险。一切看上去像是虚惊一场，美国人似乎又可以“照旧营业（Business as Usual）”了。
然而，QE毕竟是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它造成的最严重问题是道德危机。美联储出手救市，造就了所谓的“伯南克对策（Bernanke Put）”：银行家们预期，在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美联储一定会降低利率并印发钞票，复活“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金融机构。这让原本就不负责任的金融机构愈发肆无忌惮，投资不顾风险。在美联储的补贴下，大型金融机构在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占据了更强的支配性地位。
美联储在美国本就左右不讨好，量化宽松政策出台后更是成了众矢之的。莎拉·佩林、兰德·保罗等共和党人连连抨击美联储，民主党的伯尼·桑德斯也曾在2009年3月3日的参议院预算听证会上公开质问伯南克：“你能否告诉美国人民，到底那2.2兆美元是借了给谁？”伯南克支支吾吾，场面一度十分难堪。2011年，时任得州州长的里克·佩里在一次访谈中就说道：“我们得州人对伯南克没什么好脸色，在美国历史的关键时刻玩印钞票的政治把戏，在我看来就是叛国。”
接地气的耶伦
终于到了2013年夏天，奥巴马称伯南克在位时间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宣布任命耶伦接任美联储主席。
耶伦是美联储第一位女性主席。和伯南克一样，耶伦是典型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她师从詹姆斯·托宾，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等当代经济学家一脉相承，也有保罗·萨缪尔森、阿尔文·汉森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子。在政治光谱上，她是个自由民主派，也是伯南克政策的支持者。
美联储中有鹰派也有鸽派。鹰派关心稳定通胀，鸽派关心稳定就业。耶伦无疑属于后者。她从小在纽约布鲁克林接触工薪阶级，父母经历过大萧条。早在1986年，她就和丈夫乔治·阿克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著了一篇关于“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s）”的论文，认为更低的工资反而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10年后，他们再次共著论文，挑战那种认为是高福利导致了少数族裔非婚生育率提高的说法；他们指出，未婚母亲增多，是因为“奉子成婚”的社会观念在逐渐消失，因此削减社会福利不仅无法减少非婚生育率，反而会让美国最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和学究派的伯南克不一样，耶伦的风格没那么“脱离群众”。2014年5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耶伦就说道：“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商业街，而不是华尔街。”此番言论一改美联储以往高冷的形象。耶伦着重降低失业率，成效也十分明显：今年1月，美国失业率降到了4.8%；5月的数据更降到了4.3%，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
扩大金融监管
耶伦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金融改革的航向。她所接任的美联储，对美国金融机构有着史无前例的监管权：全美最大的两家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为了获准得到美联储的贷款，在金融危机后被迫转型成了银行持股公司（bank-holding firm）。这意味着美联储有权监管全美最大的6家金融机构：摩根大通、高盛、大通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
同时，耶伦也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坚定支持者。这条于2010年通过的法案规定，银行必须通过“压力测试”，以证明他们的生存意志；美联储的监管权还不仅限于银行范围，对奇异资融、英国保诚和美国国际集团（AIG）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也持有监管权；美联储还享有所谓“加州旅馆条约”：任何接受美联储特别资助的大型银行需永久接受美联储监管。
耶伦在加息问题上十分审慎，今年仅加息过两次，被誉为是“用嘴加息”的美联储主席。但过于手紧也成了她饱受诟病的地方。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后，美国的消费物价通胀迟迟未有上扬。根据传统经济学，失业率下降与消费物价通胀是有因果联系的。当失业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工人们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更高的购买力理应会使通胀上升。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今年6月的听证会上，耶伦也承认，她并不确定，为什么消费物价通胀没能达到美联储预计的2%。
分析家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美联储监管过于严格。这导致了许多被“抢救”的银行根本不敢把美联储借给它们的钱花出去。虽然耶伦今年6月决定提高短期利率至1.25%，从历史数据上看，这样的利率水平依然非常低。很显然，对于美国的经济是否确实恢复了元气，耶伦持保留态度：贸然提高利率，会促进银行借贷，可能会使危机重演。
美联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也成了耶伦与特朗普的分歧所在。特朗普主张去监管化和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认为过于严格的金融监管使得银行借贷给公司时过于谨慎，阻碍了它们为美国实业输血。不出意外，今年会是耶伦最后一次参加杰克森霍尔的全球央行会议。耶伦在会议上，只字未提加息和缩表，而是反复强调金融监管对稳定美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这无疑是在与总统唱反调。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对银行施加了各种监管条约，特朗普一直不满。目前，最有可能在明年2月继任耶伦的是特朗普的亲信加里·孔恩。他不是个激进的保守派，曾多次正面评价美联储的政策。虽然他不至于支持特朗普大选时提倡的金本位制，但应该会让美联储的监管有所放松。
但不管怎样，美联储已权倾朝野。这个在1913年由美国银行家们成立的非国有央行机构，在2007年危机过后，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白宫、国会和财政部。在《权力的游戏》中，培提尔·贝里席曾说过，“混乱是阶梯”。伯南克和耶伦很好地演绎了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