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上超降低利率政策（2008年后美国的利率创下了1950年代以来的新低），伯南克的措施使得美国的房产与汽车工业得以回血，继续运作。在美联储的带动下，英国和日本也相继使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商业银行打了量化宽松这剂强心针后，得以继续向公司贷款。如此一来，美国避免了企业大范围倒闭的风险。一切看上去像是虚惊一场，美国人似乎又可以“照旧营业（Business as Usual）”了。
然而，QE毕竟是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它造成的最严重问题是道德危机。美联储出手救市，造就了所谓的“伯南克对策（Bernanke Put）”：银行家们预期，在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美联储一定会降低利率并印发钞票，复活“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金融机构。这让原本就不负责任的金融机构愈发肆无忌惮，投资不顾风险。在美联储的补贴下，大型金融机构在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占据了更强的支配性地位。
美联储在美国本就左右不讨好，量化宽松政策出台后更是成了众矢之的。莎拉·佩林、兰德·保罗等共和党人连连抨击美联储，民主党的伯尼·桑德斯也曾在2009年3月3日的参议院预算听证会上公开质问伯南克：“你能否告诉美国人民，到底那2.2兆美元是借了给谁？”伯南克支支吾吾，场面一度十分难堪。2011年，时任得州州长的里克·佩里在一次访谈中就说道：“我们得州人对伯南克没什么好脸色，在美国历史的关键时刻玩印钞票的政治把戏，在我看来就是叛国。”
接地气的耶伦
终于到了2013年夏天，奥巴马称伯南克在位时间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宣布任命耶伦接任美联储主席。
耶伦是美联储第一位女性主席。和伯南克一样，耶伦是典型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她师从詹姆斯·托宾，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等当代经济学家一脉相承，也有保罗·萨缪尔森、阿尔文·汉森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子。在政治光谱上，她是个自由民主派，也是伯南克政策的支持者。
美联储中有鹰派也有鸽派。鹰派关心稳定通胀，鸽派关心稳定就业。耶伦无疑属于后者。她从小在纽约布鲁克林接触工薪阶级，父母经历过大萧条。早在1986年，她就和丈夫乔治·阿克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著了一篇关于“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s）”的论文，认为更低的工资反而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10年后，他们再次共著论文，挑战那种认为是高福利导致了少数族裔非婚生育率提高的说法；他们指出，未婚母亲增多，是因为“奉子成婚”的社会观念在逐渐消失，因此削减社会福利不仅无法减少非婚生育率，反而会让美国最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