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阿里、腾讯等平台型经济体的崛起的背后有强大的资本支持，也让不少民众获得了好处。且信用经济、平台化和大数据管理可能诞生智慧交通、无人驾驶、车联网等新技术，这些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政府构筑新管理职能的重要依托，宜以更开放的思维对待。
滴滴一位高管说，虽然滴滴平台的“僵尸车”不好管理，但它表示社会车辆的富余运能情况，在城市运力紧张时可以充分释放。滴滴出行创始人兼CEO程维表示，中国要想实现对西方工业大国的弯道超车，以互联网思维来改造传统工业产业是一大机遇。
一方面，制定相对科学的退出和补偿机制，减轻社会群体转型焦虑。在新政过渡期内，可能有不少专职网约车司机失业，建议有针对性开展相关政策解释和引导工作，吸引其到租车公司等平台兼职。
另一方面，科学预见出租车兼职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共享经济模式可能会带来司机更大范围的兼职，这会加大管理难度，也可能冲击出租车行业平均收入水平。可鼓励租车公司增加自营车辆以应对互联网供给的潮起潮落，并对出租车行业平均收入进行监测和评估，科学指导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