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长期来看，我最担忧的是，中国未来的增长不可能是两位数，甚至不可能是6%-7%，我们的资产价格怎么着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发展战略研究院“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说，如果未来我们的创新没有大的突破，收入也上不去，金融资产和自用性、消费性房地产的价格，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的政策目标，并再度提出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尹恒建议，对房地产的调控应首当重“稳”，建立长效机制，则需痛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
担忧三：微观基础如何改善？
数据显示，1993年-2016年，我国实际GDP增长和金融附加值的比例呈现负相关。2016年，近25万亿的新增融资量只带来5万亿-6万亿的GDP增长。
“这说明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急剧下滑，更大的金融并没有带来实体经济的迅速增长。”刘俏分析称，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微观基础太弱。
他举例说，在企业层面，整体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较低，为了获得增长，只能靠强刺激；国企改革任重道远，刚性兑付的存在使得国有板块杠杆居高不下，但投资资本收益率却在下降；缺乏优质金融资产和资本市场的不振，使得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通过加杠杆循环，也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
“一个经济体的健康运转需要一大批健康的企业。从指标上来看，虽然近一年多来，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率都缓慢回升，但是，这个回升主要发生在国有部门，民营企业的盈利状况却不乐观。”尹恒说。
2012年，私营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曾接近20%，在2014年下降至4.9%，2015年降至3.7%。2016年，在国有企业利润增长率增加至28.6%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利润增长率只有4.8%。
“目前，微观基础出现的一些改善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层面，民营企业的盈利状况并没有很大改善。”尹恒说。
刘俏认为，企业的投资效率不高，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就要提升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重塑微观基础，培育一批优质企业，财税改革、企业减负、私有产权保护等都需加速。同时，国企改革也势在必行。
“狠下决心，减税降费，切实减轻民营经济负担，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激发民众创业热情、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才是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平稳增长的关键。”尹恒说。（记者 赵静 梁敏 编辑 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