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博弈不仅体现在旧房的拆除上，还体现在户籍的变更上。上百万移民搬迁与贵州城镇化进程紧密联结在了一起，但记者在贵州多地调研发现，基本还没有搬迁农户主动将户口迁往迁入地。
“为啥不愿把户口迁到社区来，办个事不怕麻烦？”记者问刘兴会。
“户口迁走了，集体还不把我家的承包地收回去啊。”刘兴会头摇得像拨浪鼓。直到看见了省政府的文件，知道原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有各项支农政策补贴不变，他吊着的心才落到肚里。
生 活
“洗脚上楼”，不只是看起来很美
“咋分给我一间坏锁的屋子？”
搬来第一天，上冲组唯一的葛姓人、55岁的葛正学就怒气冲冲拍了社区办公室的服务台。罗海丽过去一瞧，啼笑皆非，“这是防盗门锁，把钥匙插进去拧一圈就锁上了。”
无独有偶，从老家排调镇高峰村搬到丹寨县城东湖安置点的头半年，61岁的楼长岑如州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给负责联系安置点的干部吴玉飞打电话要求帮助疏通厕所。
“原来在老家的时候都是旱厕，下面挖个大坑上面搭几块木板就可以了，到这里变成了冲水的，剩饭剩菜、各种垃圾都往那个窟窿眼里塞，不堵才怪！”岑如州说。
堵一户，臭一楼。吴玉飞耐着脾性隔三差五往东湖跑，“楼道里就有管道维修工的电话，结果他们说找干部不花钱，为了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其实我们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堵的次数多了，移民们也就慢慢吸取了教训。不能再上山砍柴，煮饭做菜换成了电饭煲和电磁炉。所幸，读过书、闯荡过大千世界的儿孙辈们和这现代化生活衔接起来毫不费力，在他们的带动下，老人们也乐意循序渐进。
葛正学、吴玉飞们的尴尬，为移民出山进城、“洗脚上楼”的经历增加了几丝喜感，然而生活方式的改变远不止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为最大程度消除搬迁群众新到安置点的陌生感，惠水县按照就近原则分配移民住房，18户上冲移民绝大部分住进了幸福楼6栋1单元，仍然和在老家一样比邻而居。在社区管理上，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通过面试从搬迁群众中挑选出3名有文化、热心公道的移民负责住房分配、就业意愿统计、政策宣讲和矛盾调处等日常工作，实现搬迁群众自主管理、自我服务。
20岁的社区干部罗海丽今年6月刚从职校毕业，她因小儿麻痹症腿上落有残疾，“在外面找工作难免碰壁，所以一毕业就到了社区这个岗位上。平时工作虽然繁琐，但做的这些事情感觉就是在给自家人服务，干起来劲头也足。”
而到今年年底，随着村级换届选举依次推开，明田安置点将单独设立一个新的建制村，届时会成立自己的居委会和党支部。
对于无土安置的移民而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在搬迁之前常住僻远农村，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暮而归，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现代化的环境，他们必然会经历相当大的心理震荡，对传统的眷恋也在逐渐变淡，“到了城里大家各谋生路，忙忙碌碌地讨生活。”岑如州说，“爬坡节、姊妹节这些基本都不过了。”
“贵州大多数节日文化是农耕文化的表现，当绝大部分农民离开了土地，转而以另一种自己不擅长的生产方式来维持生计后，‘开秧门’‘吃新节’‘喊禾魂’这些生产性节日，面临衰颓和消失的命运。”贵州省发改委地区处的曾凡勤从更深层面上分析移民传统节日文化的变迁。
但每年到了“吃新节”“苗年”“牯藏节”这些苗族同胞的节日，岑如州和其他141户搬迁群众仍要穿戴齐整地回到高峰村的苗寨去，“吹芦笙、跳舞、斗牛、下田捉鱼，最重要的环节是祭祀，感恩这一年的丰收，祈祷来年风调雨顺。”虽然搬出来已有两年时间，但岑如州认为他们的根还在高峰。
如今，赵登银的重孙女快半岁了，老人终于圆了四世同堂梦。在南京打工多年的孙媳妇陈梦姣，不愿再用村里女人们多用的“琴”“珍”“艳”等字眼给孩子取名，翻着字典筛出十几个听起来“文雅”一些的字词。赵登银定了一个“橦”字，给重孙女取名赵语橦，“橦，是指木棉树，根深耐旱，不论到什么样的环境都能茁壮成长。”（本报记者 郝迎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