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出一张红票子到楼下平价超市买了少许米菜，好歹对付了午饭。碗筷还没收拾，社区干部罗海丽上门了，带来3个月的民政救助金和一张就业推荐安置表。一张红票子还没花完，赵殿江就到社区隔壁的长田国际家具产业园干起了搬运工，月工资3000元，管早中晚三顿饭。
同在家具产业园做搬运工的老表刘兴会，之前在贵阳的建筑工地干活，扛过50公斤一袋的水泥，冒着酷暑在楼顶打过钢架，一张黝黑的脸膛是风吹日晒的记录。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刘兴会已打定主意不再外出，“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安安稳稳是最好的结果。”
移民安置点的选址颇有深意。“安置点位于县经济开发区的中心位置，经开区目前已入驻近300家企业，可提供就业岗位2.6万余个，既能就地就近解决移民就业问题，又能解企业‘招工难’的燃眉之急，一举两得。一户有一个人稳定就业，就能基本实现全家脱贫。”惠水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花仁富说。
惠水县创新实施“迁企融合”模式，以就业岗位确定搬迁数量，同时对企业实行每安置一名搬迁群众给予10万元贷款贴息的扶持，确保每户搬迁家庭有一人以上实现转移就业。经开区安置点目前已入住205户909人，转移就业450人，实现户均2.2人就业。
“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贵州省省长孙志刚说，“搬迁农户的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科学选择安置地和方式是使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的第一前提。”
山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贵州选择将大部分搬迁群众集中安置在有较强就业吸纳能力的县城、集镇、产业园区和旅游服务区，少数安置在中心村。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批搬迁的30万人中，县城安置占29.1%、集镇占46.5%、产业园区占9.8%、旅游服务区占5.7%、中心村占8.9%。
就业规划一盘棋，谁人进厂、谁人种养，沙盘上的推演往往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但当规划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搬迁户个体时，难免出现运转不灵的现象。“搬迁农户的就业问题理论上看似不难，实际上问题不少。”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说。
陈敏尔曾不点名指出：一家企业招进去31个，没干多久走了19个。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移民自身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纪律约束意识。“工厂流水线上不能抽烟，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公司假期少，法定节假日也难得休息；更有部分人遇到红白喜事几天不来上班，遇上收谷子的季节，很多人又跑回老家忙农活去了……”惠水经开区一家加工制造企业负责人说。
“由政府协调安置就业的这部分人，大多是45岁以上、原本留守在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移民，由以前的‘看天时’上山下地，突然转入‘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再加上本身学历偏低、技能缺乏，难免产生诸多不适。”惠水县委书记万庆华说。
政府协调解决就业岗位，大多偏重于生计保障，“虽然勤务一类的工作工资偏低，但适合于50岁以上劳动能力较弱的人群，以‘有的吃’来回应他们对‘搬出来吃什么’的疑虑。”花仁富说。
对搬迁积极性较高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迁入地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至于生计，他们的胃口并未停留在“有的吃”上，而是更愿意趁着大好年华，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去“见见世面”。
记者在惠水经开区安置点450名转移就业人口的统计台账上看到，其中300多人远赴广东、浙江等地务工。“搬到县城以后，生活、看病、上学都方便，我就想活得精彩点。现在去广东打工主要是积累工作经验和技能，以后回来能有一个更高的平台。”刘兴会22岁的儿子刘明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