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外来媳妇这样讲述她们眼里的上冲——
赵登银的侄媳妇、赵殿龙的妻子宋老五1994年从贵州龙里县嫁到上冲，“晚上摸黑进的山，离了大路就闷头往上爬，爬到半夜才进家门，悔意当时就上来了，第二天清早起来却找不到来时的路了，后来才知道路被茅草掩着，就这么宽……”她边说边用两手的食指比划出两根筷子的长度。
赵登银的幺儿赵明刚在贵阳打工期间结识了“川妹子”毕小琼，两人于2006年领证结婚。虽然赵明刚早早给妻子“打了预防针”，但上冲的穷还是让毕小琼吃了一惊：“吃的是玉米磨成的面，住的是用木板搭的房子，四壁透风。第二年春节我生孩子，父母从四川老家赶过来，冻得他们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就商量要带我和孩子回宜宾，好说歹说才作罢。”
贵州穷，就穷在这一方山水。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90%以上，其中两成以上又是石漠化严重的地区，兼之不沿边不沿海，长期守着大山，贫困人口达493万。
易地扶贫搬迁，成为贵州脱贫攻坚的“当头炮”。
“贵州是现有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年年扶贫年年贫，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要想彻底拔穷根，不得不搬出深山，换个环境谋发展。”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王应政说。
其实，早在2015年启动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行动计划之前，贵州已经实施搬迁104万人，而在“十三五”期间，还要继续搬迁162万余人。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计划5年内对近千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国家送房子给我们，哪个不愿搬，最起码到集上买个米方便。”已过不惑之年的赵明刚在听到消息的第二天就找到村委会主任刘祥，在搬迁协议书上歪歪扭扭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搬出来，换个活法！”
“国家送房子”给贫困户，赵明刚说的并不夸张，按照易地扶贫搬迁现行政策，贫困户每人可得建房补助2万元，拆除旧房还有人均1.5万元的奖励。赵明刚这个六口之家总计可得补贴21万元，安置点的新居按照人均不超过25平方米的面积建造，这21万元不仅能覆盖建房成本，还有结余，由政府统一进行简装修和配置基本家具。
搬出来，换个活法。依托城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等安置地的承载能力，或商或工或农，已成为贵州各级党委政府斩断深山区、石山区穷根的共识。毕节市曾对407户1668名拟搬迁对象作调查，其中希望搬迁的有369户，占90.66%；21户不愿搬迁，仅占5.16%。而留守上冲的18户贫困户，只有两户仍然选择不离故土。
搬有搬的好处，不搬有不搬的顾虑。
最大的担忧仍然来自生存，“搬出去吃什么？”这几乎是每一个面对面动员群众搬迁的镇村干部需要解答的首要问题。
“下去没得活路，在这守着几亩土还能过生活。”赵登银83岁的堂哥赵登荣说。赵登荣不愿搬迁的另一层原因则出于对土地的眷恋，“守着祖宗的地，过着祖宗的生活”是他头脑里难易的观念。
生 路
以“有的吃”回应“搬出来吃什么”的疑虑
搬迁当日，赵殿江是临近中午11点在移民社区领的新房钥匙，他和媳妇吴启珍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打量遍这套100平方米三室两厅的角角落落，而后瘫在松软的沙发上，像老牛反刍似的回味着眼下的一切。
将赵殿江从这股兴奋劲中拉回来的是“咕咕”叫的肚子，吴启珍朝着茶几旁从老家背来的半袋子玉米努努嘴，他摸了摸揣在内兜里的600多元钱，“搬出来吃什么”的乌云重又聚拢在头顶，莫大的沮丧顿时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