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是不是可以稳定在7.6%呢？蔡昉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我们预测，到‘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进一步降到6.2%，这个预测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一特殊的国情。”蔡昉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是供给方因素造成的。“我们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已经很自然的减弱了，如果仍然以为是需求方的问题，继续采取刺激需求的老办法是没有意义的。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经济增长能力下降，他们一直以为是需求方的因素，因此，努力地从需求方去刺激，结果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那日本过去20年是失去的20年。安倍政府如果继续采取这种办法，日本会失去第三个十年。”
蔡昉指出，虽然潜在增长率是不能被超越的，不应该用刺激需求的方法去超越目前的潜在增长率，但是也不是无能为力，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增加劳动力供给，增加资本积累，“这个办法现在已经有了，那就是通过改革来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也就是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蔡昉举例说明，改革是如何实实在在带来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根据统计，今天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3%，这里面包括了农民工。但是，要知道，这些农民工是没有户籍的，真正具有城市户口的人的比重只占全国人口的36%。36%到53%之间这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是那些进了城打工居住下来但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
有人认为，农民工既然已经在城里工作了，改革户籍制度和不改有什么差别吗？蔡昉认为，差别还是存在的。“因为他们没有城镇户口，就不会预期长期在城市待下去，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养老、没有子女义务教育的充分保障，就不能预期长期在城市稳定的工作，因此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是不充分的。有的学者做了测算，大概农民工在城市平均滞留的年限只有9年，那从十几岁的农民工开始到60岁退休这是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城镇只有9年，就是因为户籍制度问题制约了劳动力的供给，使得我们劳动力短缺。”
蔡昉强调，户籍制度改革应围绕着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展开，这样可以直接带来改革效应，叫作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第一，让农民工在城市更稳定得到了社会的保障，可以保证一个更充分的劳动力供给，直接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第二，继续保持农民工从农业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城镇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转型，这是生产率提高的源泉。第三，是和需求方有关系，因为农民工就业更充分了，社会保障更充分了，收入分配就会得到改善，而他们的消费是一个巨大的需求来源，因此可以提高需求因素中的消费因素，使宏观经济更加稳定。“因此，面对新常态我们要做的一件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
未来经济增速合理水平是6%到7%
侯云春表示，中国经济正处在进入新常态之前转型换态的关键转折期，经济形势既有明朗之处也有不明朗的地方。明朗之处在于人们都接受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判断，而不明朗的地方是经济下行将持续多长时间、下行到什么地方，还看不清楚。“根据我的研究，这个转折期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就像从高速路转入普通路一样，不是一下子就能转过来，需要有一个过程、一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