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待日本这样的国家,领袖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巨大。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开始交往,国与国之间无法沟通,只有田中角荣和毛泽东、周恩来这些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使两国关系步步推进。中日关系从田中角荣开始,很大程度上是靠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维护的,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等人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既符合东方的传统,又符合两国的利益。韩国尽管强烈批评日本领导人参拜--强度超过中国--但从未中断和日本的高层交流。日韩间因为独岛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根本没有武装冲突的迹象。
四、中日关系越是困难,中美关系越是重要。钓鱼岛紧张局势是否进一步升级,幕后最重要的因素来自美国。美、日两国虽是平等结盟,但实质是美主日仆。中日关系背后真正的操控者和决定者仍是美国。从美国的角度看,下一场战争最好不是由美国参加的战争,而就像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一样,由美国提供军火来消耗可能成为对手的大国国力。那么选择哪两个国家呢?有人说是中国和日本,也有人说是中国和印度。从反面看,这就是中国的假想敌是谁的问题。当前,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改善或部分改善对美关系,就不能对安倍和日本右翼力量釜底抽薪。我们应清点并打好手中每一张可能影响美国的牌。
五、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日本国内有着巨大的右翼势力,另一方面,日本还有强大的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力量。真正阻止日本修宪的关键因素还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若真的死灰复燃,首先要通过的就是国内民意这道槛。这道门槛不易跨越。从日本反右翼势力的一些表现中,可以感觉和触摸到这股力量。自从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合祀14名甲级战犯牌位起,日本天皇就再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战后,很多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也有不少首相没有参拜。
六、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台湾方面对于钓鱼岛主权特别关注。最早的“保钓”运动,也是从台湾开始的。日本的经济两头在外,其能源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有90%以上要通过台湾海峡。如果在新世纪的钓鱼岛冲突中,两岸建立互商互联机制,共同御敌,日本将腹背受敌,首尾难顾。钓鱼岛问题也是“一个中国”诉求的最佳切入点之一。韩国是崛起中的中等强国。韩国在反日问题上与我有共同点。在对日关系上,台湾、韩国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
(作者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空军上将)
(来源:当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