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日不断对抗会使中日双方向和平的方面越走越远，向战争的方向越走越近。而一旦中日陷入军事冲突，对中国而言只有一个选择，必须打赢，没有退路。对日本而言，有三种结果：赢了获益极大，输了损失不大，讲和部分受益。对美国而言有更多选择。日本不怕败，中国不能输。否则，就会引起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
七、2014年又是一个甲午年。因对甲午荣耀的记忆和渴望，刺激日本军国主义“回光返照”，日本民间有不少叫嚣“第二次甲午战争”的声音。安倍也叫嚷要“第三次开国”。中国国内也有高涨的民族情绪。中日两国民族情绪是一种较量。日本领导人被这部分日本民众的民族情绪所挟持。在钓鱼岛，中国不主动打第一枪，但也要造成让日本不敢打第一枪的态势。毛主席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打仗是军人天职，怕打仗不是真军人，真打必须真准备。
八、我们必须以不惜战争的决心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作为军人，我们必须用“打仗的决心”争取和平。既可以通过战争捍卫和平，也可以通过和平捍卫和平。军事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中的“不战”，是我充分做好战争准备的敢战、善战、能战下的“不战”。力争最好结果，准备最坏情况。古人云：“君子之本，本立而道生。”“本”讲的就是自身要硬，要立起来。历史早已证明，最靠得住的永远都是自己。
破局
蔡锷曾说过：“中国要图强，必须越过日本这道坎。”中日这场斗争是战略竞争，决胜的关键不仅取决于硬实力的比拼，也要看软实力，看谁在战略指导上更胜一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对抗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
一、自清朝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一直怀有艳羡心理，再加一点自卑。孙中山改变了这种心态，在对外交往中变得坚定、自信。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称得上大体健康。他曾留学日本，了解日本。他不讳言日本的强盛，也不怕日本的强盛。起初他坚决不抵抗，后来抵抗起来也够坚决。抗战胜利后，他表示不以日本为敌，不向日本报复，并不要日本战争赔款。至今日本人还感激他，称他“以德报怨”。其实这表现了蒋介石的一种自信。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后来为毛泽东所发挥。毛泽东比蒋介石还要自信，在日本赔款上也一笔勾销。最自信的人要属邓小平。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日，中日两国互换《中日和平友好协定》。而就在五天前的10月17日，靖国神社接收了14个甲级战犯的牌位。10月18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还参拜了靖国神社。邓对此并不理会。邓的不理会是最大的理会。日本人知道他们永远不是邓小平的对手。从1979年开始，日本开始对华贷款，截至2010年底，累计向中国提供贷款27884亿日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了相当的气力。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都是50后，从履历上看，我们的领导人无论在知识、情怀、历练、吃苦等方面，都远远高于日本领导人。新生代领导的博弈，充满了历史责任感。这不仅是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的博弈，更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
二、华盛顿说：“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或崇拜一个民族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对待历史，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侵略国道歉诚恳与否上，是没有走出弱者心理的表现。这一点，美国做得比较好。夏威夷曾经遭受日本轰炸，留下过耻辱的记忆，但今天的夏威夷，已经成为一座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非常友好的城市。昨天的仇恨已经变成了今天的和谐。美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有天然的心理优势。在美国人看来，历史当然不能遗忘，但可以宽恕。战后的日本，在对待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上的确无耻，它既不诚恳向中国道歉认罪，又喋喋不休地说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意在反诉美国，这是战败国小儿科式卑微心理作祟。中国人必须在心理上清醒和强大起来。我们的自信和强大，是最终战胜敌人的法宝。仅在经济上反超日本，尚不足以使国人建立对日本的信心。真诚的道歉从来不是求来的，譬如德国总理勃兰特那历史性的一跪，正因为并非出自他国的要求，才显其真正认罪悔过的诚意和价值。中国人民如果能把历史变成“镜子”而不是“包袱”，面向未来，开辟未来，就真正超越了历史。
